通脹壓力下的宏觀導向

　　近年來通貨膨脹壓力的持續加大，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市場化程度和經濟自由度的降低

　　文/夏業良

　　中 國人民銀行10日宣佈，從12月20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達到18.5%（世界範圍的罕見高位水平）。這是年內第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前五次分別是1月28日升至16%，2月25日升至16.5%，5月10日調整為17%，11月16日增至17.5%，11月29日升至18%。而第四、五、六3次調整時間不到1個月，是過去較為罕見的現象。顯然，這是在通貨膨脹壓力日趨嚴重情況下的一種被迫反應。

　　不久前國家價格主管部門負責人對當前通脹壓力的解釋，值得關注。這位負責人認為，以往物價上漲主要是由於局部短缺造成的，而今年物價上漲的原因和品種與以往有所區別，食品價格上漲並非短缺所致，而是在於流動性過剩。官方給出的四大原因第一是貨幣發行過量，尤其是美國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之後，國際市場大部分商品價格明顯上漲。第二是臨時性因素，如災害天氣導致蔬菜價格上漲。第三是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導致勞動力、資本、土地資源快速向城市流動，迫使農産品的成本有所提高。第四是熱錢炒作特定商品，上半年綠豆、大蒜、棉花等都出現了價格上漲。

　　近期，中國政府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把國內經濟出現負面後果的責任，部分歸咎於美國經濟政策的負面擴散效應，反映出中國宏觀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超出人們的想象。美國第二階段量化寬鬆(QE2)被中國政府視為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為了應對美國經濟政策有可能對中國經濟産生的惡果，中國貨幣當局被迫反復實施沖銷政策，存款準備金率還有可能繼續提高，但加息空間則相當有限。

　　美國實施第二階段量化寬鬆政策是希望進一步刺激仍舊疲弱的美國經濟，這樣勢必形成美元的貶值，客觀上迫使人民幣升值。倘若中國堅持人民幣不主動升值，或在壓力下做出微幅上調的應對，就會面臨貨幣供給嚴重過剩的棘手難題，從而面臨通膨的更大壓力。

　　11月20日國務院出臺16項措施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強調加大農産品供應，打擊囤積、哄抬價格等行為，鮮菜運輸車免交高速公路過路費、檢查費等，重申“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同時要求在年末和明年年初（元旦、春節期間），都將嚴控出臺政府提價項目，包括水、電、油、氣四大類以及公共服務收費。

　　雖然中國經濟增速每年達到9%以上，但老百姓的“幸福感指數”卻並不高，城鄉居民確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和實際福利水平也遠低於官方統計數字。就業機會、教育性價比、醫療服務、養老保障、食品安全等重大社會問題並未得到顯著改善。

　　11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澳門表示“調控房價確實很難”，隨後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也表示“國家房地産調控十八般武藝都試了”，“調控難度之大前所未有”。自9月29日掀起第二輪樓市“猛藥”調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限購令、限貸令、限價令、限外令等政策相繼出臺，劑量愈來愈大，“藥效”卻愈來愈小。但政府調控決心未變，平均房價水平不出現明顯下降，政府誓不罷手。

　　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産問題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價格問題，土地所有權誤區、壟斷供給與分時投放、權力配置與尋租現象、行業準入“玻璃天花板”等實質性問題，扭曲了房地産行業的市場化供求性質，如果不能從根本層面上解決利益衝突的矛盾和“逆市場化”運行機制，房地産問題將會演化為中國經濟無法克服的長期隱患。

　　筆者以為，2011年中國經濟增速將仍然保持在8.5%以上的高位，但通脹水平將接近5%，就業壓力也在持續加大。當前應當採取從緊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嚴格控制政府支出和公共工程的規模，著重經濟增長質量與當前實效。

　　此外還要積極改變出口結構和導向，調整出口市場重心，通過承接服務外包業務和發展家庭服務業增大就業空間。應停止出臺對房地産價格的直接干預政策，下決心根治土地供給與出讓環節中的腐敗、壟斷和“逆市場化”弊端。

　　近年來通貨膨脹壓力的持續加大，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市場化程度和經濟自由度的降低，因此，堅持市場化的方向、更多采用市場機制而非權力配置，應當成為“十二五規劃”實施的核心導向，否則可能會出現南轅北轍的後果。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