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應實現三大轉變

　　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於“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大進大出”式的循環發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盡頭。2011年是中國新的“五年計劃”的開端，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岔路口，中國未來五年經濟發展潛力如何，還有哪些優勢可以挖掘，這的確是擺在我們面前最重大的戰略性議題。

　　過去30年改革期間，勞動力優勢是催生中國出口導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較低的勞動力價格和特定的經濟制度導致産出分配趨於懸殊，衍生出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特徵。1978年GDP中間儲蓄率佔38%，2007年的時候佔到了51%。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低勞動力成本、高儲蓄、高投資、高資本形成。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和供給衝擊的影響，依靠人口紅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形成的所謂“投資成本洼地”效應逐步減弱，“低要素成本”時代一去不復返，中國以往的國家盈利模式在大多數要素價格上漲面前已經發出預警。

　　當前全球經濟格局之變讓我們重新審視和調整未來的增長之路。從外部發展環境看，全球經濟貨幣寬鬆、政府透支、結構失衡、美元走勢、大宗商品價格、通縮通脹、資本流動等多種因素交織，這將使未來全球經濟面臨更為複雜的形勢，特別是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嚴重依賴政策刺激，並且沒有有效跟進促進中期增長和長期結構調整後續政策的前提下，未來全球經濟依舊難以擺脫低速增長的軌道，中國依舊會遭受來自外部的不斷衝擊和挑戰。

　　但就危機帶來的機遇而言，金融危機對於中國，除了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還來自於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生態重建的過程中，目前恰恰是中國發展戰略由外向內三個重大調整和轉變的重要機遇期。

　　一是外延型經濟增長向內涵型經濟增長的轉變。低成本時代漸行漸遠，意味著中國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産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了，中國需要通過産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

　　這裡值得指出的是，對於“劉易斯”拐點所帶來的“人口紅利”衰減的問題，除了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以提高人口素質，促進産業轉移、結構優化和産業升級外，還應重視民工短缺的“制度缺陷”因素影響，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才能預防民工短缺等類似現象的出現和造成的衝擊，併為産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升級提供人力資源準備，促進産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良性互動。

　　二是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長轉變。當前全球以需求和供給構造的世界分工體系正面臨著國際收支體系巨大不平衡的困擾。全球失衡的系統中，“中國儲蓄、美國消費”，本應在本國內部實現的均衡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較優勢，將“生産、消費、投資”運行環節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了重組。而今，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的主要供給方，正面臨著外部需求不足的市場萎縮；而依靠消費信貸緩解經濟矛盾的發達國家也因債務導致過度消費模式難以為繼，中國經濟的外部需求約束會進一步顯現，這種趨勢就會倒逼中國發展驅動轉向內需，現在由中國生産，美國消費變成由中國自己消費來替代出口，替代美國消費！這實際是發達國家的消費權部分讓渡給發展中國家。

　　三是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應該説，國際資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國際資本在中國的使用，是中國加速工業化、市場化進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原因。30年前開始的對外開放，是從勞動密集型産品的加工貿易、外資引進、資源開發、補償貿易等方式開始的。這些方式是從當時中國低發展水平出發的現實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戰略選擇，也正是當時中國缺乏資本、先進技術和融入全球經濟的能力的階段性特徵，決定了中國走上了以本國低級資源要素吸引外國高級資本要素的道路，然而這也決定了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資本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輸出、通過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獲得大部分利益。

　　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本國的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國在全球金融中的權重越來越大，擁有90.6萬億元人民幣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本外幣資産、2.6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龐大資本規模，然而當前中國資本“量大質低”已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驗，中國如何將資本優勢轉換為經濟優勢，實現資本戰略的重大轉型，將對未來中國大國金融崛起具有重要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