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股票市場套現潮

　　任何股票市場，套現都不鮮見，制度設計的完善與否，決定其表現為個案還是群體性的浪潮。

　　文/本刊記者代永華 特約撰稿 望 綿

　　套現對於成立於1968年的美國納斯達克股市也並不鮮見。1985年微軟上市，一年後，就有23名高管離職套現。2007年10月26日，微軟股票衝到了35美元，創下了此前6年的新高，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首席執行官史蒂夫鮑爾默以及多名微軟高管紛紛通過出售股票或行使期權獲利。單是蓋茨和鮑爾默的資産就通過套現陡升數十億美元。

　　2006年5月，Google股票價格穩定在345~394美元之間，Google管理層在不到10天的時間裏，拋售股票總價值達到65億美元。其中Google創始人拉裏佩奇更是交易數十次，最高一筆交易了14多萬股，套現5400多萬美元。

　　而在2006年8月，在思科股價不斷上漲的利好下，其首席執行官約翰錢伯斯開始大量套現，一星期內，錢伯斯通過出售股票和期權共套現1070萬美元，而根據他制定的4年銷售股票的計劃，他將出售價值3億美元的股票。

　　實際上，這並不稀奇。2010年，網絡零售巨頭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傑夫貝索斯分別在2月、5月、8月以及11月連續拋售其所持亞馬遜股票，套現總額則超過了7.91億美元。

　　但對於納斯達克來説，高管套現只是個案，遠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浪潮。因為，在1990年代的高估值並不是從來就有的。低市盈率一直在為納斯達克的穩定成長保駕護航。

　　更重要的是，納斯達克在制度設計上，有週到的考慮——退市機制。納斯達克開市以來，雖然有6000多家企業在創業板上市，但也有2000多家企業退市。因為，一旦企業被認為不再具有成長性和市場價值，就退出市場，連帶效應就是經理人的職業失敗記錄，對於那些套現僥倖成功或未遂的管理人，其職業聲譽都將會因此受損，作為道德風險影響到他以後的發展。這也是一種懲罰機制：為了套現是否願意失去“未來”？

　　不過，中國創業板當下只能苦苦等待退市機制，而為人詬病的“三高”，實實在在地給了高管們“落袋為安”的衝動。然而，放眼中國上市企業，套現潮從不陌生。

　　2010年2月23日，隨著上市3年鎖定期結束，中國平安由員工間接持股的8.6億限售股上市流通，1.9萬名權益人套現385億元，人均超過200萬元，創造A股史上最大套現潮。而當時的認購成本僅為1.76元/股，不包括分紅在內，其股權投資收益已經高達25倍。

　　而回過頭看2009年，中國上市企業更是集體出現套現狂熱症。

　　隨著證券市場人氣的回升，從2010年6月1日到6月29日，中小板公司高管及其親屬總共減持4600余萬股，套現超過9億元。其中，僅金風科技董事長、總裁等多名高管就合計賣出1813.91萬股，總計套現金額高達6.06億元。而董事長武鋼和總裁郭健分別套現約1.42億元和1.05億元，更是成為當月高管“套現之王”。

　　與此同時，回暖的股市，也讓多家IT公司高管紛紛套現：網易董事長丁磊出售200萬股美國存托股票，套現7316萬美元；金山軟體副主席雷軍則連續3次共減持350萬份股份，套現金額超過1500萬港元；騰訊管理層則實現集體套利，其中總裁劉熾平套現1591.6萬港元，高級執行副總裁張志東套現7914.5萬港元。

　　而這一年也成了多家中小板公司的控股股東的“裸退”之年。面對二級市場解禁之後令人垂涎的巨大獲利空間，控股股東或是大手筆減持，或是“退位讓賢”，或是“全身而退”。

　　中路集團、中科英華、熊貓煙花、寧波韻升4家上市公司，“輪番上陣、接連減持”，上演了熱鬧的套利遊戲；匯通集團第一大股東深圳淳大投資，則在連續4次減持之後，從匯通全身而退；大元股份的大股東大連實德投資，在經過連續9次大宗交易和二級市場減持之後，成功實現“退位讓賢”；國恒鐵路原大股東赤峰鑫業投資在通過多次的大宗交易減持後，持股量驟降至3萬股，將控股權拱手相讓。

　　中小板公司高管的套現遊戲延續至今。2010年10月，遠望谷董事長徐玉鎖于公司三季報公佈當日一口氣減持611萬股，套現1.53億元；山下湖和保齡寶兩家公司以總裁為首的一批高管，也于三季報發佈次日集體減持。耐人尋味的是，這3家公司的三季報全部預喜，此時高管借勢大舉出逃，或代表産業資本認為公司股價已經高估，而豐收的背後，或也隱藏著不為人知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