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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2010年12月13日 14:32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解放日報
問:從12月1日開始,我國對境內的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及外籍個人徵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這標誌著改革開放以來在華外資企業一直享有的稅收 “超國民待遇”宣告結束。這項政策調整也被民間稱作 “內外並軌”。有人擔心,“內外並軌”會影響外商投資熱情。這樣的擔心成立嗎?這一調整背後意味著我國吸引外資的方式正在發生哪些變化?
——上海魯班路 馮小楓
答: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了解影響當今國際經濟活動中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基本要素;其次,要了解今日中國需要怎樣的外來投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對“終結”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優惠政策作出合理的評價。
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很多,既包括稟賦類因素,也包括非稟賦類因素。根據現有理論研究成果,我們發現在這些影響因素中,勞動力成本、市場潛力、人力資本供應對外商對華投資影響較為顯著,而政策優惠措施雖具有正面影響但顯著性不高。再進行深入分析則可以發現,在我國不僅原有吸引外商投資的因素仍然存在,而且新的因素也伴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不斷強化。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豐富廉價的勞動力供給是我國早期引進外資的重要因素,並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存在。一方面,保守估計我國仍有2億多潛在剩餘勞動力。另一方面,截止到2008年底,以美元計算,我國製造業每小時人均勞動報酬不足2美元。這一成本雖然比菲律賓的1.68美元略高一點,但比歐盟11國中報酬最低的匈牙利要低7個多美元,更不要説與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了。因此,我國勞動力供給的稟賦優勢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存在。
其次,我國國內市場潛力逐步釋放,並逐步演變為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核心因素。2000年,我國全國消費支出6.2萬億元,到2008年該指標上升為14.9萬億元,市場規模相應地擴大了1.4倍。另外,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向內需拉動為主的方向轉變,以及居民收入的增加,國內市場規模必將加速擴張。面對一個支付能力持續提升的13億人口的市場,富有競爭優勢的外資企業也應該不會放棄在華的商業機會。
再次,人力資本供應成為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國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熟練工人、技術人員和企業經營管理者。另一方面,伴隨著人力資本供應條件的改善,我國工業生産領域的勞動生産力水平也迅速提升,規模以上企業單位勞動創造的價值也由2005年的3.6萬元上升到2008年的5.74萬元。這種有利於外資企業價值實現的行為因素的不斷強化,將會成為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新的重要因素。
最後,稅收政策調整對外商投資行為的影響,不僅要看加徵“兩稅”所産生的實際稅負,還要看它所造成的與競爭對手之間的稅負差別。我國內外資企業合併後的所得稅統一為25%,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荷蘭財政文獻局所提供的數據,世界上159個國家和地區的平均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8.64%,其中,高於25%的有116個國家。此外,開徵“兩稅”的目的是消除外資企業原先擁有的相對於國內企業的稅賦優勢,真正回歸到“國民待遇”行列,而並非增加其額外的負擔。
從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市場環境看,此次金融危機後我國國內經濟迅速恢復與穩定增長,以及市場經濟體制和法律建設的日趨完善等軟環境因素,對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所具有的積極作用也不容忽視。據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國在華商會的調查顯示,美歐日企業對在我國投資普遍抱有較強的信心。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也顯示,我國在法律效力指數、程序便利性和司法援助範圍等三項商業爭端仲裁指標方面,要明顯優於亞太和全球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見,加徵“兩稅”對我國整體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是極為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探討“內外並軌”對外商投資影響時,不能只關注外商投資數量總量的變化,還必須更多地考慮投資結構與國內經濟發展戰略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從外需轉向內需、從高碳轉向低碳、從強國轉向富民”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十二五”期間將要面對的重大歷史任務。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政策,僅僅取消了以投資來源所界定的稅收優惠,而行業稅收優惠仍然存在。這種稅收優惠結構的調整,不僅有利於內外資企業市場競爭環境的平等,同時也能夠更好地服務於我國産業結構的優化與調整。總的來説,此輪“內外並軌”的總體影響是微乎其微的,但在結構上將會對外來投資産生較大的影響。這樣的變化其實反映了國家對外資的態度變化,即由以往注重引進外資規模向注重外資質量方向轉變,由注重外資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總量效應向結構效應轉變。
總之,影響外商投資的因素很多,稅收優惠僅僅是其中一個並非十分重要的因素。要實現我國引進外資在結構優化基礎上的良性發展,除完善稅收制度外,還必須大力強化人力資本和國內市場規模因素,把吸引外資的重點由以往的廉價要素和低質量的環境要求轉向市場和人才。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引進外資與科學發展的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