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中國歷史上的資産稅

　　吳曉波

　　今年以來，關於要不要徵收房産稅，社會輿論已經爭論得面紅耳赤了，到我寫這篇專欄的時候，還沒有塵埃落定。中國的治國者是全世界最懂得運用稅收工具的人，所以我們喜歡對著他們高呼“萬歲（稅）”。於是，有讀者問，在中國歷史上到底有沒有人徵過類似的稅收？我説，有的，兩回，結果好像都不太妙。

　　房産稅是資産稅的一種，第一個提出征收的是偉大的漢武帝。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與匈奴主力決戰，與此同時，山東（太行山以東）發生重大水災，70余萬饑民無以為生，到處流亡。在軍費大增和緊急救災的雙重壓力下，桑弘羊和張湯向武帝提議，向全國有産者徵收資産稅，是為“算緡”。根據頒布的“算緡令”，凡屬工商業主、高利貸者、囤積商等，不論有無“市籍”，都要據實向政府呈報自己的財産數字，並規定凡二緡（一緡為一千錢）抽取一算，即兩百文；而一般小手工業者，則每四緡抽取一算。

　　“算緡令”頒布後，有産者大多不願主動申報，出現了“富豪皆爭匿財”的景象。武帝為此還樹立了一個愛國商人的典型，此人名叫卜式。卜式是一個經營畜牧業發家的洛陽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餘頭，十幾年間，增殖十倍，置買田宅，成為豪富。早在漢與匈奴開戰之後，卜式就慨然上書，自願捐出家財的一半，輸作邊用。

　　儘管有卜式這樣的例子，榜樣的力量卻很有限，商賈們仍然無動於衷。於是，武帝只好使出了強硬的招數—公元前117年，頒布“告緡令”，其內容就是鼓勵舉報，有敢於告發的人，政府賞給他沒收財産的一半。

　　這個“告緡令”等同發動了一場““挑動群眾告發群眾”的“人民戰爭”，此令一齣，幾乎所有中産以上的家庭全數被舉報，社會秩序頓時大亂。朝廷內部對這一法令頗多非議，武帝不惜用殺戮的辦法來對付所有的反對者。這場舉報運動持續推行三年之後，“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之家大都被告發抄産，政府沒收了難以計數的民間財産以及成千上萬的奴婢。在民間集體破産的同時，國庫為之一飽。

　　“算緡令”和“告緡令”在後世臭名昭著，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很少有人再敢嘗試。不過過了將近一千年，又有一位英武皇帝重新把它們撿起來。

　　公元779年，那是中唐時期，37歲的李適即位，是為德宗。當時帝國剛剛經歷了安史之亂，地方藩鎮力量雄厚，德宗想要徹底割掉藩鎮割據這顆大毒瘤。要削藩就要有錢，於是，德宗決定學習漢武帝。公元783年，朝廷宣佈徵收兩個新的稅種，分別是“稅間架”和“除陌錢”。

　　所謂“稅間架”，實際上就是房産稅，它規定每棟房屋以兩根橫樑的寬度為“一間”，上等房屋每年每間徵稅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稅務官員拿著紙筆算盤挨家挨戶實地勘算，若有瞞報者，每隱瞞一間杖打六十。而“除陌錢”則相當於交易稅，無論公私饋贈還是各種商業收入，每緡徵稅五十錢；若是以物易物，亦當折合時價按照相同稅率徵收；隱瞞一百錢的杖打六十、罰錢兩千。

　　為了足額徵收，朝廷還出臺了舉報有獎的政策，這一制度無疑是從“算緡令”和“告緡令”脫胎而來的，推行之後，民間怨聲載道。中唐之后帝國輝煌不再，其很大的原因是治國者改變了盛唐時期所推行的輕賦簡政政策，稅收越來越重，以致扼殺了民間的活力。

　　古代的故事講完了，它們與當今該不該徵房産稅好像沒有什麼關係，我想講的意思其實就一個：作為老百姓，最希望的事情當然是少徵稅，或讓財政的支出更加透明化和公平化。最後告訴大家一個數據：到2010年為止，中央及各級政府徵收的稅收、土地收入以及國營企業的利潤總額已經超過了12萬億元，佔到國民生産總值的1/3，這個比例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