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靠行政限價控制通脹是個壞主意

　　對付通脹的最好辦法是提高生産效率、緊縮貨幣，而不是實行限價政策。

　　10月份CPI上升到4.4%，超過警戒線1.4%，此次通脹主要由食品價格上漲推動，因此對低收入階層有巨大的衝擊，貧困家庭現在面臨的通貨膨脹是整體通脹率的兩倍。他們的工資上漲趕不上貨幣的貶值。

　　有些專家提出用限價等行政手段解決通脹，據報道，此次調控組合拳可能包括在價格連續上漲過快並超過限定幅度時，採取行政措施限制價格繼續上漲；此外，在各省繼續強化“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對於資金炒作農産品的現象，將採取更加嚴厲的懲罰措施，尤其是針對炒作玉米和棉花。今年5月，三部委聯合下發通知，稱一旦確認為囤積居奇等行為，將進行多達5倍的處罰。

　　行政限價是計劃經濟式的愚昧做法。從來沒有行政限價成功過。

　　不幸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處於經濟滯脹期，有過兩次價格管制，1971年8月到11月凍結工資金，1973年6月到8月管制油價，但兩次都以失敗告終，因為尼克松管住了油價，卻不能降低油品的需求與生産。如果把石油生産地的價格也管住了，那全球油價都會上升。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管住了所有的物價，代價是物資緊缺，所有的産品憑票供應，幾張糧票就可以換得農民的一筐雞蛋。

　　與尼克松所處的時代不同，目前的價格上升是熱錢流竄的結果。熱錢推高了資産品價格，而後推高了原材料價格，當大部分企業無法靠提高勞動效率消化成本時，不得不大規模提價，於是發生了通脹。各國央行發放的貨幣越多，熱錢越是四處流竄，金融不穩定性隨之增加。於是，我們不得不面對如下尷尬局面：上半年還在防通縮，下半年不得不抗通脹；資産品價格剛到高位，轉眼又發生暴跌。所有這一切，都是預期不明、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惹的禍，從美聯儲到日本央行，均難辭其咎。

　　目前的通脹壓力由兩股水流合成：一是原材料價格上漲，二是貨幣發行量增加，要解決本輪通脹必須正本清源，一是提高企業效率消化源源不斷上升的成本壓力，二是實行負責任的貨幣政策，給予市場非常明確的反通脹預期。

　　目前我國企業裏面民企的效率其實是很高的，但資源配置的整體效率還有待提高。這麼多年來，我國的徵稅成本居高不下、行政開支易漲難收、大學畢業生鑽頭覓縫想當公務員，足以説明我國整體資源效率低。

　　如果政府效率與大企業效率大大高於貨幣的增速，我國的內部通脹就可以被平抑在一定的範圍之內，相反，如果一些賠錢的企業不能提高效率，那麼有多少新增財富都會被源源不斷的貨幣所稀釋，外在表現就是貨幣購買力下降，通脹預期上升。而中鐵建一個項目就可能賠出去41億元人民幣，需要國內填補黑洞，虧損的中鋁控股了雲南銅業，效率如何提高？

　　另一方面是我國的貨幣超發，2001年-2003年間，M2增速16.6%，GDP增速為9.8%，CPI增速為1.4%，M2增速超出GDP增速與CPI增速之和5.4個百分點；2005年-2007年超出2.8個百分點；2008年-2010年9月超出9個百分點。多年積累的超發貨幣，並沒有徹底被資本與貨幣市場消化；加之美日的量化寬鬆政策火上加油，使通脹預期一發不可收拾。

　　改革資源配置機制，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讓資金、資源落到誠信、有前景的成長型企業手中，剝奪騙子公司的行騙特權與低效公司的生存權；建立獨立的負責任的貨幣體制，在外禦熱錢的同時堅決緊縮貨幣，中國的經濟才能重回高增長低通脹軌道。

　　2008年限價沒有限住牛肉麵的價格，現在就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