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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努力提高勞動者報酬迫在眉睫

發佈時間:2010年11月15日 08:01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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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在講到“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時強調指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人們首先會注意到,提高“兩個比重”的提法和先前(例如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相比,有一些明顯的變化,將“逐步”改為“努力”。這種提法上的變化表明,提高“兩個比重”變得更加緊迫。更重要的還在於,努力提高“兩個比重”是同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緊緊聯絡在一起的。

  

  《建議》強調指出,制定“十二五”規劃,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主題講的是綱領和戰略方針,主線講的是戰略部署和對策,擴大內需是處於首位的戰略措施。

  就主題來説,“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為此必須做到“四個更加注重”和“一個促進”——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就主線來説,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以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為主攻方向,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重要支撐,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以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為重要著力點,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這五個方面的要求同時也是實現發展戰略轉變的切實保障。我們不僅要明確和固守主題和主線,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而且必須抓住指導方針和戰略部署的根本和關鍵,必須搞清楚科學發展、轉變發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提高“兩個比重”之間的邏輯聯絡,必須搞清楚提高“兩個比重”對於實現科學發展和轉變發展方式的特殊重要性。

  概括地説,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在體現科學發展的“四個更加注重”和“一個促進”中,核心是“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其他都是圍繞著以人為本展開的。以人為本不僅要體現在發展的根本目的上,而且應當體現在發展的方式和手段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戰略轉變的性質,其實質是提高發展的科學性。這個轉變不僅要在一般意義上使增長和發展從粗放轉向集約,而且要轉變對發展內涵的狹隘認識;不僅是發展途徑、方法、手段的轉變,而且是發展目的本身的轉變。在這個轉變中,根本點是注重民生和擴大內需。保障和改善民生不僅是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且是判斷轉變與否的重要標誌。同樣,擴大內需既體現了拉動經濟增長手段的轉變,也體現了發展目的的轉變,因而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切入點和有力杠桿。作為手段的轉變,要從過度依賴外需轉向以內需為主,特別是以居民消費需求為主;作為目的的轉變,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和消費需求的擴大,同時就是民生的改善。當前,注重民生和擴大內需的關鍵環節是努力提高“兩個比重”,特別是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勞動者報酬是相對於固定資産折舊、生産稅凈額、營業盈餘而言的,這四個項目涉及勞動者、企業、政府三者的利益關係。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判斷經濟發展方式是否端正、發展是否科學的基礎性指標,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非科學發展的多方面表現差不多都與這個比重偏低有關。

  判斷勞動者報酬比重是高是低,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就是這個比重在同一類國家的平均數值和全世界的平均數值。這個平均數值主要是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係為基礎的,因而是市場經濟的標準,而不是計劃經濟的標準。目前,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的比重大都在55%以上,中等收入國家一般比發達國家更高,而且大都比較穩定。

  根據全國總工會提供的數據,我國居民勞動報酬的比重1983年為56.5%,2005年下降到36.7%,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1978年~2005年,資本報酬則上升了20個百分點。根據廣東省提供的勞動者報酬比重數據, 1978年~1983年在60%以上;1984年~1994年在60%和50%之間;1995年~2003年在50%和40%之間;2004年以來不足40%。2000年、 2006年、2008年分別為45.5%、38.7%、39.2%。大體來説,這個比重呈下降趨勢,20年中下降了20個百分點左右,和全國的平均數值是一致的。由國際比較可以得出結論: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在80年代初是適當的,而後來一路下降,目前比國際社會的平均數值低20個百分點左右,這是不正常的。

  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偏低,意味著固定資産折舊、生産稅凈額和營業盈餘的比重偏高,意味著初次分配向企業和政府傾斜。企業和政府因此而增加的收入,將主要轉化為資本積累和新的投資,並形成固定資産。

  

  勞動者報酬偏低必將帶來一系列直接或者間接的不良後果——

  第一,勞動者報酬是居民收入的基本組成部分,由於比重偏低,直接導致居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從而導致居民消費的能力偏低。

  第二,居民消費能力偏低,總體上表現為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導致內需不足和國內市場相對狹小。

  第三,內需不足和國內市場相對狹小,一方面導致全社會總體産能過剩和産品庫存積壓;另一方面必然迫使企業過度依靠出口,社會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

  第四,企業在技術、創新、質量、管理等方面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情況下,不得不低價傾銷,而要想獲得微薄的利潤,就必須進一步壓低工人的工資和勞動者報酬。

  第五,企業既然可以依賴低工資生存,其落後的技術則免於被淘汰,從而起到了保護落後和助長粗放增長的作用。

  第六,在剩餘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下,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生産相對過剩的問題,從而孕育著經濟危機,一旦爆發國際性的經濟危機(往往首先會表現為金融危機),國際市場的需求(包括虛假需求)就會大幅度下降,貿易保護主義就會抬頭,出口就會相對地或絕對地下降,過分依賴外需就不再可行,經濟增長也會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第七,這時候,要想仍然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只有一個可能的辦法,就是大幅度地增加固定資産投資,以投資的增加彌補出口的下降。但在産能過剩已經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投資主體必然主要是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而不是私人投資者;這種新的投資必然主要是投向可以立竿見影的房地産開發、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工業項目。這些項目中的一部分可能是超前的,並不符合科學發展的要求。

  第八,“保增長”必須有資金支持。為此,一方面,必須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貸款和貨幣供給必然超常增加,因而,資産泡沫和通貨膨脹必然不斷加速積累;另一方面,必然忽視代價産生的負效應,放寬對土地佔用的控制和降低對環境保護的要求。

  第九,從“保增長”的短期目標出發,所有的政策措施,必將進一步向工業、交通和城市傾斜,而農業和一般居民服務業則進一步被削弱。總的結果是,産業結構進一步扭曲,比例關係進一步失調,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經濟秩序也會出現混亂。這是一個從片面追求高速度出發、從壓低勞動者報酬開始的惡性循環。雖然勞動者報酬偏低不是導致非科學發展的唯一因素,但它的確是一個關係發展全局的關鍵因素。

  

  由上可見,努力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將其提高到正常水平,是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是轉變發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關鍵點。我們應當在“努力”上下工夫。從內在的因果關係和邏輯聯絡來看,提高勞動者報酬的比重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調整經濟結構和城鄉關係,因而應當擺在首位,應當更有緊迫感。

  筆者認為,努力提高勞動者報酬這個比重,不僅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且要提高平均工資在增加值中的比重。提高這個比重,意味著調整勞動者和企業、政府的分配關係。根據目前企業的平均贏利狀況和政府收入的狀況,這種調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中央黨校 陳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