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警示養老制度改革刻不容緩

　　歐洲罷工危機所反映的是歐洲高福利社會和養老模式的種種困境，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未富先老”的發展中大國有相當的警示意義。

　　當前老齡化浪潮正改變著全球的人口結構，影響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未來走勢。一直以來老齡化被看作是與“人口紅利”相對的“人口負債”。在“人口紅利”時期內，總人口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這樣的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必然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和積累增長、投資增長等結果，從而對社會經濟增長産生積極效應。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撫養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産性的人口結構，即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貢獻了約27%的人均GDP增長。

　　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確實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許多挑戰和衝擊，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將導致用於養老的資源總量的增加，如需增加有關養老的財政支出、提高企業養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與養老有關的公共設施等。這些都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經濟資源配置格局的改變。同時勞動力嚴重短缺也將帶來經濟總産出下降，儲蓄率下降，導致投資減少等等。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社會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齡人口規模大、未富先老等特點。上海、北京這樣的大都市情況老齡化更加突出。一般而言，發達國家是在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工業化完成之後，才進入老齡化社會，這時西方國家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於人的自身發展；而中國是在低收入水平下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未富先老”已成為嚴峻的現實。隨著我國社會步入老齡化，也就意味著養老負擔日益加重，意味著經濟中的勞動力供給相對不足以及國民財富中用於擴大再生産的部分會相對減少。

　　本世紀後50年，我國的總撫養比將長期高達80%以上。在這種“未富先老”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影響的意義更加深遠。因為這不僅僅涉及到中國人口自身的發展演變問題，還涉及到人口紅利出現拐點後，如何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優勢引擎，將人口負債變成人口紅利，保持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中國應該借鑒發達國家老齡化社會中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來調整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模式。為了適應勞動力老化的趨勢，發達國家逐步調整産業結構，放棄低端的依靠年輕勞動力為主的勞動力密集型産業，並向技術密集型發展，而這恰恰也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

　　西方一些國家的養老保障方式，與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長期承諾的迅速擴大，這些承諾的最終承擔者仍然是國家財政的鉅額赤字。政府對社會基本養老的承諾具有制度剛性，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養老保障覆蓋面擴大對財政的潛在壓力將逐步顯現。特別是金融危機後，長期財政償付能力使一些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負。據IMF統計，從2007年至2014年，20國集團(G20)中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國債負債率(國債與國內生産總值(GDP)之比)將上升至近25%。沉重的債務負擔正在吞噬著政府的財政資源。

　　那麼中國應該選取什麼樣的養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國的養老體制安排需要與“未富先老”的國情相一致。在較低收入水平下解決中國養老問題，既要考慮人口老齡化對現行養老保障體系的挑戰，又要考慮量力而行，防止對長期增長帶來衝擊，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我們需要從可持續性角度對中國養老保障體制改革進行評估，並結合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經濟增長前景，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體制改革方案，做到兼顧“經濟增長”和“老有所養”。

　　從社會發展規律看，養老保障模式的選擇受制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養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養老保障模式而言分為家庭保障模式、國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撐的社會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種。在我國人口結構發生快速變遷、傳統家庭養老保障功能萎縮、政府財政支付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推進社會化養老共建保障模式應該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首選模式。而這種多元支撐的社會化養老保障模式就需要養老公共服務體系、社會化養老機構、社會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等一系列制度設計的全面跟進，啟動中國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中國的養老體制安排需要與“未富先老”的國情相一致。在較低收入水平下解決中國養老問題，既要考慮人口老齡化對現行養老保障體系的挑戰，又要考慮量力而行，防止對長期增長帶來衝擊，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我們需要從可持續性角度對中國養老保障體制改革進行評估，並結合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經濟增長前景，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體制改革方案，做到兼顧“經濟增長”和“老有所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