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攤販從此幸福了嗎

　　10月20日，印度最高法院一紙裁決，讓“印度全國街頭攤販協會”的名字，出現在中國的很多媒體上。

　　此事緣起代表印度全國22個邦、540個團體會員的“印度全國街頭攤販協會”對德里市政府的控告。為了之前舉辦的英聯邦運動會，德里市政府將街頭攤販驅趕出城，而最典型的，就是把位於新德里最乾淨的、最發達的薩洛吉尼廣場市場周邊的無照攤販趕走，這引起攤販及其組織的強烈反彈，這才有該協會將德里市政府告上最高法院。

　　印度最高法院正式對此事作出裁決，禁止政府基於各種行政決策，剝奪街頭小販誠實經營的權利。最高法院的裁決，意味著對憲法的解釋和對類似案例的示範作用，所以對印度攤販來説，這具有歷史意義。

　　其實，以往的印度並不是一個特別看重別人看法的國家，頗有點我行我素、孤芳自賞的味道。而隨著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已使城市不堪重負，並且政府也有樣學樣，學習別國舉辦大型活動的經驗，開始重視起外界的眼光與看法來。於是，街頭無照小販這道“不雅”的一景，才成為政府的一塊心病。

　　在起訴時，“印度全國街頭攤販協會”認為，政府驅趕攤販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外國人展示德里的乾淨與美麗，而德里不光是富人和中産階級的城市，它也應該是窮人的城市，這樣可以展示文化的多樣性。一些西方媒體更是添油加醋採訪攤販説，其一天只能掙三四美元，一家幾口靠其養活，如果被驅趕，只能先毒死孩子再自殺。

　　這真是慘不忍睹，莫辨真偽。不過，以我在印度的長期生活經驗，在薩洛基尼這樣的旺地擺攤，卻只掙這點錢，那可是鬼才相信。

　　在印度，冠以“全國”、“印度”的各種民間組織多如牛毛，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成了這些行業組織的重要工作。和政府“討價還價”，是印度的一種政治生態。由於這些組織掌控了大量的社會力量，所以政府工作人員也對其讓三分。政治人物從選舉考量，更是對其加以利用。有些組織發展壯大後，將其支持的對象送上權罰的頂端，這種事情並不鮮見。

　　印度民族文化的隨性，也是印度城市惡性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迄今為止，印度人還沒有全國統一的身份證，出生證、護照、駕照、選舉證都是合法的身份證明。這次攤販被趕，他們就會拿出自己在德里的選舉證説，我也是這個城市的一員，為什麼趕我走？印度氣溫高，適宜戶外生活，搭個棚子就可居住下來，所以大量農民進城，根本無法統計人數。

　　另外，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也決定了離不開攤販的生活方式。譬如説飲茶，即使最窮困的清潔工和建築工，工休時間也會端起墊著盤子的茶杯，喝一杯煮出來的印度奶茶；很多藍領，即使襯衫領子磨毛起線，熨出來的線也要挺闊筆直；有人想抽煙，會從攤上買一支過過癮。我們謂之“窮講究”，但確實是其在困苦的生活中，內心精緻化和人的尊嚴的一點點追求。這些都只需要小錢，但都需要街頭攤販完成。

　　鋻於印度社會有1000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攤販這樣龐大的群體，印度最高法院才會有如此裁決，“街頭叫賣是人們謀生的一項基本權利，政府需要貫徹一項成文法規範街頭小販，而非打壓。”

　　在當今印度社會，尊重表達的權利和法律的尊嚴已成為共識。筆者和一位印度政府高層官員談過，當講到印度發展速度和社會表面的無秩序，應該用雷霆之力解決問題時，他也一時語塞，但經過思考他説：“我們還是應該給老百姓表達自己的權利。”基於這種認識，印度最高法院的裁決有其思想淵源和基礎。

　　對法律的敬畏，是印度社會遇到矛盾時尋求的解決之道。譬如印度前人民黨領袖、總理瓦傑帕依在領導印度教徒搗毀阿約提亞清真寺、要求恢復其前身是大神羅摩廟的衝突中，因導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有3000人死亡而聲名大噪，但當他成為總理後，並沒有用行政命令處理此事，而是將這一棘手問題交給最高法院來裁決。今年9月30日，印度最高法院裁定，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當地一個宗教組織分享這個聖地的所有權。各個組織基本平靜接受了這一裁決。

　　但印度也不完全是一個“知行合一”的國家，印度街頭攤販的命運從此改變也未可期。在憲法中，印度的種姓制度早已消除，但在現實中，低種姓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態，依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所以，印度街頭攤販想要在大城市不受干擾地生存，還是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