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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間,官方預計中國人均GDP將超過5000美元。與此同時,亦有擔憂聲音稱,由於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的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將集中爆發,或使經濟增長出現回落或長期停滯,從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10月24日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十週年院慶典禮上,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薛瀾對本報記者説,中國應吸取拉美國家教訓,注重對民眾的“期望值管理”,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積極推進政府治理改革。
《21世紀》:當一個國家邁上中等收入臺階後,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發,極易出現社會問題突出、經濟停滯不前的窘境,從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應該如何避免此種狀況發生?
薛瀾:我們談“中等收入陷阱”經常以拉美國家為例,它們在經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快速發展之後,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經濟停滯。當時,這些國家主要是走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著重發展大型企業,城市化進程過快,貧富不均現象非常嚴重。而經濟高速增長使得民眾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經濟的增長速度還要快,這給政府的社會保障帶來巨大壓力,最終導致外債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嚴重,金融危機迭起,給經濟發展帶來重創。
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有經濟結構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對民眾的“期望值管理”在這個階段變得很重要,也就是説讓民眾在保持對未來的樂觀的同時,也能對未來有一個比較實際的預期。
《21世紀》:不僅是拉美,目前世界上的發達國家也都曾面臨過“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它們成功跨越了。從那些成功跨越者身上,中國可以借鑒哪些經驗?
薛瀾:我想以美國為例來説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歷了南北戰爭之後5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也到了一個所謂“進步時代”的轉折期。當時,大資本壟斷行業、商業利益侵蝕地方政治、勞資糾紛激烈、消費者權益受損等問題十分突出。
但這一時期,美國實施了治理體制的整體改革,在政治體系上學習英國的“文官制”,改革了原來的“分贓制”,即政府以社會公正為原則,改善社會環境,促進公共福利,制止大資本壟斷勢力危害公共福利,立法保護消費者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與此同時,社會各方力量也積極發揮了改革促進作用。這些改革對對其跨越高速增長的陷阱起到了巨大作用。
美國當年的經歷對中國的今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我認為,中國要實現跨越,目前也亟需治理體制改革和創新,在政府主導推動改革的同時,發揮社會合力。
《21世紀》:根據目前的經濟結構和治理狀況,未來中國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薛瀾:中國現在確實面臨著“期望值管理”、宏觀經濟調控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的挑戰。但我比較樂觀,認為不必過於擔憂“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從當前中央的政策取向上看,允許不同地方根據自己實際情況進行不同的嘗試,用多元化方式解決問題。大家不斷地總結經驗,好的就推廣,不好的就避免。因此,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出大問題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減小。這種多元、開放、動態調整的體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我認為,現階段需要警惕的是某些社會問題産生的共振效應。比如,目前不少地方拆遷引發利益衝突和民眾不滿,從全國的角度來看每一個拆遷案例都是孤立的,但其實已經是一個全社會的問題,這對公民的實際生活和心理影響都是非常大的,會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方向。因此,應該高度關注這種社會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