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力推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

　　10月18日閉幕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十二五”(2011年-2015年)規劃建議，10月27日由新華社全文發佈，與此前不同的是，建議並沒有制定未來五年具體的GDP增長目標，而是將轉型放在首位，更加重視經濟結構調整、收入分配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提出了未來五年要使中國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

　　我們認為，這份規劃建議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重大的轉折期，從強調經濟增長速度轉向關注經濟發展方式，從追求國民生産總值到增加國民收入水平。如果通讀全文，就會發現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總方向，中央政府想要在各個方面全面推進轉型事業。我們認為，要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目標，前提是政府要率先轉型，才會為改革的成功提供制度保障。

　　根據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物質和人力資本的增長以及技術進步只是增長的結果，而不是增長的內在源泉，更深層次的決定性因素是一國的制度。中國過去幾十年創造的經濟奇跡，除了人口紅利因素外，根本上是政府主導的制度性産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施政目標下，地方官員的晉陞主要依靠GDP增速和相關經濟指標，為了在競爭中獲勝，各地政府和官員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創造出各種以GDP為中心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十一五”規劃時將全國年均增長率預期目標設定為7.5%，結果各省市在制定自己的規劃時，都遠遠高於這一速度，形成速度競賽。

　　以GDP排名的激勵制度，導致官員為了獲得晉級以及部分官員為了在經濟快速增長中尋租，千方百計促進增長，出現各地政府無序的消極競爭局面，比如為改善投資環境重復建設、優惠政策的過度供給、地方保護主義、忽略公共品的生産等。在這個過程中，會産生對微觀主體利益的侵犯，比如住房拆遷、農地徵用等；甚至會以破壞國家的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為代價來追求增長，出現投資過熱等問題。

　　這種以單一的GDP和經濟指標為制度激勵的增長方式，具有短期化的特徵，長期製造了各種負面問題，比如環境惡化、收入不平等、經濟結構失衡、粗放式增長方式難以改變等。而正是這些長期積累的問題，正在阻礙中國經濟健康增長，並影響社會的穩定。因此，目前制定出了以解決這些問題為主要任務的“十二五規劃”。我們認為，解鈴還須繫鈴人，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

　　而這並不是簡單的依靠行政職能轉變就能實現的，因為具體的職能只是手段。首先需要改變的是政治激勵制度，改變單一的經濟增長指標績效考核，將綠色GDP、改善民生、公共服務等納入綜合性指標體系。其次，就是約束地方政府的隨意處置權，改變缺乏監督的局面，防止地方政府為了績效指標而濫用權力，産生新的破壞性因素。

　　與單純的GDP數字不同，考核指標的改進將面臨難以量化的困境，或者不適合量化的加以量化，這樣下來，由於綜合性指標比較複雜，地方政府在執行的過程容易主觀判斷，既缺乏激勵效果，又容易配置扭曲。而且，由於各地的情況不同，地方政府面臨的任務和形勢也不同，對於行政權力的約束也難有統一的規則，根本上難以消除主觀處置的困境。因此，我們認為唯有借助公眾的監督與施政的公眾滿意度考核才能約束地方政府的主觀意志。如果説此前是政府主導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跡，那麼，未來需要公眾全面參與公共事務，才能監督政府落實轉型目標，防止在發展中産生新的負面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