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副部長：積極研究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戰略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今日在京召開，財政部副部長王軍出席年會，在回答現場提問時指出，刺激政策的退出總體上目前不宜輕言退出，但是應該積極地共同研究退出戰略問題，刺激政策的決定是一個由質變到量變的過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擇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一個漸進、溫和的發展過程，同時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決定或者是轉向，不僅要考慮國內經濟情況的變化，而且要考慮國際間的協同。

[馬丁菲爾德斯坦]:您和其他演講人一道，也強調了提高普通工人和普通勞動者以及退休人員以及農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性。您也談到了一個計劃，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來提高他們的收入，進一步地刺激國家的國內消費。我覺得這也是很適當的一個做法。中國的養老保險計劃，現在也處在變革的過程當中，很明顯的是，它還要過很多年來實現它計劃中的這樣一個轉變，來進行結構上的調整，達到它的福利的覆蓋面，這在之前，可能老年人也有老年貧困的問題會繼續存在。考慮到未來幾年要進行的大規模的人民幣的轉移支付的項目，對我來説，我對這些數字也是印象深刻的。但是我也不斷地告訴自己，中國的人口是超過10億的。比如幾十億的轉移支付，大概平均每個人也分不到太多的錢，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説我的問題是這樣的：因為中國現在國民儲蓄率這麼高，國有企業的留存收益也很高，我想中國可以做更大數額的轉移支付，為什麼不進行更大的，比如每年進行佔到GDP3%的未來五年的轉移支付呢？這樣迅速地提高家庭收入還有低收入的勞動者、農村家庭和退休人員的工資呢？為什麼不這麼做呢？謝謝。 

    [王軍]:第一，對當前整個形勢的判斷。我們覺得用一個“好”三個“不”概括當前形勢的複雜性或者叫極其複雜性。一個“好”是中國和世界經濟回升向好的勢頭應該説總體上是好的。三個“不”或者四個“不”，第一個“不”叫做回升向好的勢頭還不夠鞏固；第二個“不”，當今世界經濟方面的新問題還不斷地出現，比如主權債、貿易保護主義、匯率等等。第三個“不”，在國際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加強協調這麼一個形勢下，一個國家很難簡單地就自己的經濟情況來決定或者是改變自己的經濟政策。第四個“不”就是世界仍然充滿了很多不確定性。 

    第二，刺激政策的退出有它自身的規律性，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上山難，下山更難”。如果我們把刺激政策的角色比作上山的話，把退出政策的角色比作下山，我想退出比決定當時刺激還要難一些。為什麼呢？這是由於退出政策自身的規律性所決定的。我能不能用這麼一種表述來闡述它的規律性？刺激政策的決定是一個由質變到量變的過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擇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至少不會像我們國家八九月份的錢塘江江潮一樣轟然而來、悄然而去，它是一個漸進、溫和的發展過程。

    另外一方面，在退出政策的選擇上，有很多技巧需要處理。比如是先退出財政政策，還是先退出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後退出哪些方面，同時需要貨幣政策怎麼樣的協調和配合，貨幣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後退出哪些方面，同時需要財政政策怎麼樣的協調和配合。所以，它不僅僅是一個決策的問題，而且需要藝術化的來操作。

    尤其是我還想強調一點，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在我們共同應對金融危機衝擊所取得成就，或者明顯成效的情況下，還有一個共同應對的問題，也就是我剛才所講的，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決定或者是轉向，不僅要考慮國內經濟情況的變化，而且要考慮國際間的協同。 

    對國際間的協同，我是這樣看的，要協同，協同很重要，這是一。二，協同很艱難。儘管艱難，還是要積極地去協同。三，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取向最終要根據自身的經濟情況來決定。當今世界非常非常的複雜，有的國家還在準備加大刺激政策的執行力度，有的國家已經開始退出或者是部分退出自己的刺激政策，所以，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決定它的政策怎麼樣退出。 

    四，刺激政策的退出總體上目前不宜輕言退出，但是應該積極地共同研究退出戰略問題。

    五，我相信中國刺激政策的退出一定會平穩著陸。我們常用一個詞叫軟著陸。 

    中國改革開放31年來，如果把我們的經濟政策分為兩個階段的話，1993年以前的14年，我們的財政政策有3個特點：一，有實無名，不叫財政政策，但是實際上實施了財政政策。二，兩極運作，要麼積極，要麼緊縮。三，變動頻繁，14年至少有7次之多。後17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財政政策來講一共實施了四次，它也有三個特點：一，有實有名，二，趨緩趨圓運動，或者趨中運動，增加了中性的財政政策，或者向中性回歸。三，應對自如。這是31年來中國財政政策基本的一個走向。這個走向説明了中國政府應對經濟波動的能力越來越強。越來越嫻熟地駕馭經濟走勢。所以我堅信，我們這次政策的退出一定會根據世界和中國的情況擇機決策，而且會平穩退出，實現軟著陸。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您談到為什麼不能夠有更多的人民幣來轉移支付。我簡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今年我們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達到了30600億，增長7%，是在什麼情況下呢？是在我們去年大幅增長的情況下。這是一。二，是在中央本級的支出減少5%的情況下增加了對地方的轉移支付。 

    三，為了更具體地説明這個問題，目前中央和地方在收入上的比例分配大體上是這樣的（幾年來的平均）：如果説100塊錢為單位，中央收53塊錢左右，地方收47塊錢左右，中央支23塊錢左右，地方支77塊錢左右，而且中央本級支出的比重，十多年來在持續地下降，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的比重在持續地上升。今後，我們會進一步地改進轉移支付的制度和辦法，不斷地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讓各地區更加均衡、協調的發展，讓老百姓能夠更多地享受公共財政的陽光。謝謝您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