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厚重最溫暖的底色​——美術創作中的人民性

河長巡河（油畫） 2019年 任志忠 金臨

80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切中時弊、提綱挈領地提出“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成為日後新中國藝術創作的根本指導方針，引領著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併發表重要講話，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廣大文藝工作者更加明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更多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的努力方向。從“為工農兵服務”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主體論的美學觀隨著時代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內涵。與此同時，廣大美術家都在深入思考：當代美術創作中的人民形象在藝術語言與表現手法上如何做進一步的拓展？對於現當代美術創作中藝術性與人民性、學術性與大眾性的關係如何展開辯證的認知與反思？厘清這些問題，無疑有助於當下美術創作者、研究者更加深入地以“人民”的視角切入對中國現當代藝術的考量，並在國際視野中發展出屬於中國藝術的獨特路徑。

人民性的精神文脈和底蘊

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而有關“人民”的概念和認識是一個歷史的變化的範疇，在不同的國家和歷史時期裏，有著不同的內涵和範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長魯太光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中國革命，賦予‘人民’概念以豐富內涵。在新文化運動中，現代知識分子、市民、工人已成為‘人民’的有機組成，而隨著中國革命的開展，特別是在延安時期，農民也成為‘人民’的重要組成，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工農兵’概念就應該在這個背景中予以觀照。至此，‘人民’的概念相對穩定下來，只是其中的層次有所區分。新時期後，淡化階級意識，進一步釋放其能量。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藝的人民性問題，他強調‘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的集合’，我覺得這是理解新時代‘人民’概念的依據，這一定位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息息相關，也為藝術創作提供了寬闊空間。”

時代的發展讓“人民”在藝術所反映的社會存在中具有更加“當代性”的群體認同性，把人民作為社會存在與社會生活的主體不僅意味著創作題材的無限廣闊，而且意味著人民生活為藝術創造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可能，也因藝術主體與表現對象精神情感的趨同性或統一性，從而決定了這種藝術總是以健康、明朗、歡快、激昂、高亢為亮色的現實主義基調。與此同時，中國美術家協會美術理論委員會主任尚輝也指出，這並不意味著對藝術個性、對自我表現、對包括各種藝術表現形態探索與實驗的藝術觀念的否定。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當代美術正是在這種多元多樣的藝術探索中，再度形成了對中國美術現代性的自主認知，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與藝術表現主體的人民性共同構築了這種現代性之中的藝術主體精神，從而使藝術源於人民生活的這一偉大理論真正成為在國際話語中的中國美術自主發展與探索的理論基石。

中國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馮遠作為長期致力於以現實主義精神展現中國人精神風貌的人物畫家，對文藝創作的“人民性”有著深入思考和長期實踐。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馮遠創作了多件大型主題繪畫，比如《秦隸築城圖》《英雄交響曲》《保衛黃河三部曲》《秦嬴政稱帝慶典圖》《屈原與楚辭》《世紀智者》等，他尤為關注個人與歷史時代的關係，“由無數個最普通的人組合成了‘人民’的概念，他們不同的精神風貌與個性稟賦恰恰體現出人民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作為一個人物畫家，對每個具體的人物應該有一種深入的研究。就像羅中立的《父親》通過一個人物形象就能代表一個時代，他就是很普通的農民，但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形象，看到他就能想到一個農業國家的父親的形象。所以，無論是歷史的宏大敘事還是關注現實的普通人，都是有意義的。一個是群體的人民，一個是放大了的個體的人民，都是組成豐富的‘人民’的概念和內涵的代表”。在馮遠看來，藝術家不論採用何種藝術形式或手段，所傳達出來的都是人、人民、民族的精神狀態。而精神圖譜不僅是一件作品，而應該是一連串的人物形象，是一幅作品接著一幅作品串聯起來的上下五千年中華民族形象的精神性變化。

共享單車（國畫） 2019年 馬鑫

不應以炫目的形式遮蔽人文關懷

近十幾年來，從國家推出的一系列主題性美術創作工程以及包括第十三屆全國美展在內的大型藝術展覽看，人民性依然是當代藝術創作最鮮亮的底色。其中最突出的現象就是藝術創作視野的下沉，無論是國畫、油畫、雕塑或其他藝術門類，無論是獲獎作品還是入選作品，表現百姓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形象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彰顯出講述老百姓的故事、表達民眾情感的價值取向，説明新時代以來，倡導“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不僅是一個口號，而是呈現為藝術的實踐行動。此外，無論是藝術家紛紛致力於中國式藝術語言的探索與建構，還是跨媒介特徵愈發凸顯，抑或是中國當代藝術以更加積極的姿態介入公共空間，參與藝術鄉建或城市形象再造，從中都可以窺見，藝術服務大眾的品格與人民性特徵，在藝術的創新性中不僅未被弱化，反而得到了強化和凸顯。

當然，在“人民性”觀念的映照下，當代藝術場域和發展過程中也有一些值得關注與反思的現象。四川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院長黃宗賢提出幾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一是在近些年的中國當代藝術創作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景觀化”現象。不少作品回避對現實的關切，在這些作品貌似宏大的景象中，人群僅僅是被擺布的“道具”，圖像僅僅是呈現的景觀而已。二是情感的疏離化，當下，在關注現實、紮根人民的觀念導向下，各地藝術機構也以各種方式組織藝術家深入生活，感受現實。但是，不少都是以“他者”的身份，走馬觀花，所看所表現的都是“景觀”，很難真正體味民眾的真實生活境遇和精神需求。三是媒介的娛樂化將藝術場域變成了網紅打卡的場地。一些展覽以“當代”之名，製造著沒有身份特徵和現實關切的，僅僅彰顯著炫耀式的大眾審美消費的“媒介奇觀”，炫目的形式遮蔽了應有的人文關懷。

藝術，無論是什麼樣的媒介和樣式、風格，其出發點與歸宿，是為了倡揚人性之美，謳歌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呵護人性的尊嚴與光芒，這也是當代藝術不應缺失的最基本的品格。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鄭工在談及新時代中國美術創作中的“人民形象”問題時就強調，最重要的是體現美術家的人文關懷。“首先，尊重‘人’，肯定個體生存意義及生命的價值；其次，關注人文世界，表現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表現文化生成的力量；最後，回到形象，以氣息為重，以生動為目的。古人説‘氣韻生動’，也就是這個道理。論‘人民形象’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上，而應以人為本。至於藝術表現，就應注意將個體視角與整體表述相結合，注意主體觀念的外化和客觀物象的內化，解決個別與一般的關係、個體與時代的關係。‘氣息’，既是個體的也有時代的因素，是綜合性的。‘生動’，涉及主體的情感體驗及藝術的表現力，已超越了形象的範疇。”鄭工説。

魯迅雜文《“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有這樣一段論述：“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絕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在中國女畫家協會主席孔紫看來，這段論述深刻地闡明了“言為心聲、畫為心聲”的道理。創作，就是説藝術家內心想説的話。如何在新時代創作出反映時代、反映人民意願、反映人民心聲的精品力作，取決於藝術家的站位，取決於藝術家的思想感情。“我們不僅僅是對藝術本體語言的修煉，更要關注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人民形象的認知和感受。這不是一次兩次采風寫生的形式能解決的問題，我感到這應是藝術創作者靈魂的叩問和反省。感恩時代，感恩為我們今天所享有的一切付出生命、鮮血、辛勞、艱苦奮鬥的所有值得敬重的先輩和無數普通人，用我們的真誠和同理心，去認識、了解、體會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人民大眾的心聲、嚮往和憧憬，從而通過我們提煉出的藝術語言，表現真實可信的、鮮活的、可敬可愛的人民形象。”孔紫説。

理論建構亦需注重人民視角

只有真切深入地貼近生活，才能找準“最廣大受眾”的共鳴點。多年來，美術創作實踐主要聚焦在“為了誰”“表現誰”“好壞誰説了算”等核心問題。美術創作中的“人民形象”則主要涉及題材、風格、趣味三個方面，分別指向“畫什麼”“怎麼畫”和“為了誰”的命題。與此同時，今天如何辯證思考藝術性與人民性、學術性與大眾性的關係也必須引起進一步的重視。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國家主題性美術創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從“延安學派”和“魯藝家”的藝術兩個概念稱謂入手，提出與精英視角和學院領域的“延安學派”概念的學理闡述不同，對於“魯藝家”的藝術的讚頌，出自鄉親百姓之口，因而天然地帶有一種原生態的、去精英化的意味。“魯藝家”的稱謂源自百姓民眾，帶著民間鄉土的溫度，也堪稱一個承載著20世紀中國美術現實主義經典樣態的創作身份。“魯藝家”更包含著一種源自廣泛大眾的期許，它在當時甚至成為一種榮譽稱號，意味著作為藝術欣賞者的民眾百姓的口碑，更從另一角度宣示著他們審美接受和價值評判的權力。

“在百年文藝思潮發展的語境下，‘延安學派’與‘魯藝家’的藝術的共同出現顯現出豐富的歷史況味。‘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經由實踐驗證過的、自下而上的創作路向，那些超越了形而上的、比單純理論建構的‘紙上談兵’更為實際和‘好用’的方法經驗，才能經受時代的砥礪和歷史的淘洗，散發出歷久彌新的光芒。‘人民藝術家’是人民賦予和評判的，我們今天在建構‘學派’的同時，也應呼喚更多新時代的‘魯藝家’和‘魯藝家’的藝術。”于洋説。

在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徐漣看來，深刻理解“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當代美術創作中有著重要價值和特殊意義。“作為美術創作的第一方陣，近年來中國國家畫院堅持守正創新，培根鑄魂，承擔了大量主題性創作任務，特別是在建院40週年之際，開展了一系列重要創作與研究、展覽活動，推出了不少有分量的美術作品，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與此同時，在重大主題性創作實踐過程中也碰到了新問題、新困惑、新障礙，這些都給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與動力。”徐漣以此為例提出，美術理論建設也必須緊隨時代、緊隨創作，在藝術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提升認識、引導實踐、推動創作。理論工作者要與藝術家共同面對創作實踐中的問題，特別是對主題性藝術創作中的難點、熱點、焦點問題要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從延安文藝座談會“為工農兵服務”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的形象有哪些內涵隨著時代而發展與豐富？有哪些人物題材與表現內容可以進一步拓展？當代美術創作中的人民形象，在藝術語言與表現手法上，可以有哪些突破，如何突破？這些問題無疑還需要進一步梳理、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