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元汴時代的江南書畫世界

明 文徵明 真賞齋圖 上海博物館藏

明中晚期，民間收藏盛極一時，海內風雅人士取道嘉興，必訪鑒藏大家項元汴，登其藏書樓“天籟閣”。項元汴的“天籟閣”遍藏曆代法書名繪、金石鼎彝、珍奇名玩，慕名而來之人絡繹不絕。許多文人書畫家都曾有過造訪天籟閣的經歷，如蘇州吳門畫派的書畫家族文徵明父子，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明末畫壇領袖董其昌，鑒藏家詹景鳳、華夏、李日華等人皆為天籟閣的座上賓，這也使得江南地區形成了一個以項氏收藏為核心的文化藝術交流圈。天籟閣的出現不僅使嘉興成為文化藝術交流的中心，還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明代末年中國書畫藝術的走向，培養了仇英、董其昌等一眾藝壇風雲人物。此外，項元汴在鑒藏之餘兼工書畫，始創“嘉興畫派”，為嘉興地區的書畫傳承提供了助力。

一、項元汴與沈周、唐寅

在天籟閣所藏的明代繪畫中，以“明四家”的畫作居多。項元汴與“明四家”中的沈周和唐寅雖無交集，卻頗為讚賞他們的作品，在唐寅的《秋風紈扇圖》上有項元汴題跋：“唐子畏先生風流才子而遭讒被擯，抑鬱不得志，雖復佯狂玩世以自寬，而受不知己者之揶揄，亦已多矣，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故翰墨吟咏間，時或及之。此圖此詩，蓋自傷兼自解也。噫！予亦骯髒負氣者，覽此不勝嚄唶，豈但賞其畫品之超逸已哉？嘉靖庚子九月望日項元汴跋。”項元汴作此跋時正值二八年華，年輕的項元汴在唐寅的筆端看到了他玩世不恭背後隱匿的失意和惝恍，在唐寅的世情“美人畫”中，他看到了畫家超脫世俗的一面，故而作下了“自傷兼自解”的品評，可見項元汴年輕時就流露出獨具慧眼的品鑒天賦。

明 仇英 水仙臘梅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二、項元汴與文徵明父子

醉心鑒藏的項元汴除了不惜重金收集前人的佳作外，自然也不會錯過與同時代優秀藝術家交流書畫、互通有無的機會。項元汴與吳門地區的書畫核心文氏家族世代交好，文徵明比項元汴年長55歲，因此他們交往的時間並不算長。項元汴一生對文徵明推重有加，他一共收藏了二十多幅文徵明的作品，其中一部分作品也成為了項元汴文人身份的象徵。例如，文徵明在耄耋之年兩度為華夏作《真賞齋圖》並書《真賞齋銘有敘》，為華夏立傳的同時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真賞”的鑒藏觀，後來這兩件作品皆由項氏繼承，而“真賞者”也成為了項元汴有別於沽名釣譽之輩的一個象徵。在項元汴的舊藏中有一幅沈周與文徵明共同創作的書畫作品《沈周畫韓愈畫記圖》，上有文徵明跋：“嘉靖戊午八月廿又四日，為項君子京書。”一方面印證了項元汴與文徵明在書畫交流上的往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遲暮之年的文徵明對這位年輕後學的看重和認可。

對項元汴影響更深遠的當屬文徵明的兩個兒子文彭和文嘉，他們作為項元汴的藝術顧問，經常以信札的形式為項元汴提供鑒藏意見，互通有無。據《讀書敏求記》記載：“項墨林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鑒之，故藏書皆精妙絕倫。”項元汴五十四歲生日時，文嘉特意為項元汴作《壽墨林山水圖》以賀。在文氏父子的影響下，項元汴的鑒賞水平逐步提升，漸漸成為江南地區文人收藏圈的核心人物，越來越多的收藏家、書畫愛好者加入了項元汴的交遊網絡。

三、項元汴與仇英

項元汴與仇英相識于青年時期，仇英比項元汴年長27歲。清代吳升的《大觀錄》著錄了仇英的《滄溪圖》，卷稱項元汴“館餼仇氏十餘年”。可見二者關係之密切、深厚。項元汴不僅將仇英奉為上賓，給予豐厚的待遇，還提供了大量南宋畫院以及元代的繪畫真跡供其臨摹，潛移默化之中影響了仇英的臨摹水平以及繪畫風格的形成。如項元汴曾藏有宋《司馬光獨樂園圖》，董其昌《晝錦堂圖》畫題雲：“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實父有摹本，蓋畫院界畫樓臺。”仇英的《獨樂園圖》筆法精煉獨到，設色明凈秀麗，構圖疏密有致，既將亭臺樓閣刻畫得精妙入神，又傳達出“一簞食，一瓢飲”的人生意境，成為天籟閣的重要藏品之一。同時，仇英也為項元汴臨摹或創作了許多清麗俊逸、造微入妙的畫作，如仇英《水仙臘梅圖》一軸便題有：“明嘉靖丁未仲冬仇英實父為墨林制”的款識。此外，被譽為“中國十大名畫之一”的《漢宮春曉圖》曾經也是天籟閣的舊藏，現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這件作品是仇英的得意之作，項元汴在拖尾處標有“子孫永保價值二百金”，這在當時屬於極高的價格，足見仇英在明末收藏界的地位。

清 項聖謨 大樹風號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四、項元汴與董其昌

與“明四家”在明中後期的成就與聲望相比，董其昌與項元汴結識的時候還只是一個畫壇新秀，他比項元汴足足晚生了三十年，但二人的交往並沒有受限于年齡的差距，反而在書畫藝術上極其投緣，項元汴更是把董其昌引為“同味”，將珍藏的法書名繪一一提供給董其昌臨摹。據董其昌《墨禪軒説》載：“三五年間遊學就李（指嘉興），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從前苦心徒費年月。”得益於天籟閣收藏的歷代書法、法帖，董其昌在傳移模寫中融會貫通，學古摹古而不泥古，其書法兼有“顏骨趙姿”之美，自成一格，于趙孟頫之後成為書壇又一楷模。董其昌在天籟閣閱遍累代名家畫作，不僅造就了他清雋高雅、含蓄靈秀的繪畫風格，成為日後文人畫追求意境的典範，更為他日後繪畫南北宗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項元汴過世後，董其昌仍然保持著與項氏家族的聯絡，晚年身為藝壇領袖的董其昌多次取道嘉興，與項氏家族的成員品評書畫、欣賞項氏新晉的珍藏。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昌于青年時期在項元汴的天籟閣有幸一見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後因項氏後人的轉贈收藏此圖，感悟頗多，先後留下五處題跋。壬寅年除夕，項元汴之子項晦伯（德明）將《鵲華秋色圖》贈與董其昌，董作跋曰：“余二十年前見此圖于嘉興項氏，以為文敏一生得意筆，不減伯時《蓮社圖》。每往來於懷。今年長至日，項晦伯以扁舟訪余，攜此卷示余。則《蓮社》已先在案上，互相展視，咄咄嘆賞。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劍久判雌雄。遂屬余藏之戲鴻閣。”萬曆三十三年，董其昌在湖北武昌官舍曬畫，二作題跋，讚趙孟頫此畫兼王維、董源二家之風，“唐人之致”“北宋之雄”。崇禎二年，75歲的董其昌再次提筆：“恵生攜至金閶，舟中獲再觀。”表明董氏後來又將《鵲華秋色圖》轉手惠生。笠年夏，董其昌受惠生所托抄錄《鵲華秋色圖詩》，詩文描寫了弁陽老人週密對該畫的喜愛，董其昌對此感觸甚深，繼而又題下第五跋曰：“弁陽老人，在晚宋時，以博雅名，其《煙雲過眼錄》，皆在賈秋壑收藏諸珍圖名畫中鑒定。入勝國初，子昂從之，得見聞唐宋風流，與錢舜舉同稱耆舊，蓋書畫學必有師友淵源，湖州一派，真畫學所宗也。”耄耋之年的董其昌在最後一跋中毫不吝嗇地表達了對宋代鑒賞家週密的稱讚，並指出趙孟頫因與週密交好才“得見唐宋風流”，以此來表達對趙孟頫以及“湖州一派”的肯定。可想而知，週密之於趙孟頫恰如當年項元汴之於董其昌，如果沒有當年董其昌在嘉興項府遍觀“晉唐墨跡”，又何來明末融通古今、書畫雙絕的畫壇巨擘？董其昌《鵲華秋色圖》的五次題跋中雖未提及項元汴的名諱，卻流露出董其昌一生與項氏千絲萬縷的聯絡。

五、項元汴與嘉興畫派

項元汴的一生以鑒藏大家聞名，而其書畫藝術方面的成就卻鮮為人知。李日華在《味水軒日記》中這樣評價項元汴的《林塘鸂鶒》扇面：“此君藝事，種種有味。以其挾多貲，故江湖間止傳其收藏好事耳”。事實上，項元汴的成就不僅體現在書畫鑒藏方面，他創作的《柏子圖》《墨荷圖》等作品筆法率意生動、設色簡雅質樸，以古為師，自成一家，于虛實之間探尋出一種清新雅逸的風格。項元汴的兄弟、子孫也從天籟閣曠世的收藏中獲益頗多，其中項元汴孫項聖謨的書畫成就最高，他的作品兼有“宋畫之風，元畫之韻”，徐邦達在《古書畫概論》中説道：“嘉興項聖謨，山水緊追宋元，功力精深，自成一家，不受當時華亭、浙江等派影響”。項聖謨的作品以山水居多，在樹木花鳥創作上，項聖謨偏愛高大的喬木，尤以松樹畫得最為傳神，有“項松”之稱，代表作品有《大樹風號圖》等。在以項元汴為首的嘉興地區文化交流圈中，嘉興的書畫家們逐漸演變為一支具有地域風格的“嘉興畫派”。由於嘉興畫派的開創者項元汴與吳門畫派之間的聯絡，也有學者將嘉興畫派稱為吳門畫派的支系。項氏一族以鑒藏事業成就了嘉興畫派，同時源源不斷地為嘉興地區的書畫傳承提供助力、輸送人才。

結語

董其昌在為項元汴撰寫的《項墨林墓誌銘》中雲：“公蒙世業，富貴利達，非其好也，盡以收金石遺文、圖繪名跡，凡斷幀只行，悉輸公門，雖米芾之書畫船、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對項元汴一生的收藏事業做出了極高的評價。項元汴憑藉其卓越的眼光、雄厚的財力，使得天籟閣的藏品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在中國收藏史上空前絕後。儘管項元汴坐擁著龐大的書畫王國，但他從未以一個主人家的姿態傲視慕名而來的藝術愛好者們。他與畫工、僧人、民間手工藝者以及年輕的後輩皆能平等地交往，以自己豐富的收藏促成了江南地區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並孕育、成就了一批以仇英、董其昌等人為代表的書畫名家，其作用和影響不亞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美第奇家族，推動了中國書畫藝術的發展，對傳承中華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挖掘歷史底蘊，厚植文化自信，項元汴和天籟閣無疑是嘉興獨一無二的一張文化名片。6月24日，由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大學、中國美術學院、嘉興市委、嘉興市政府主辦的“盛世修典——‘中國歷代繪畫大系’嘉興特展”在嘉興美術館（秀湖館）開幕，“物華天寶——‘大系’中的天籟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板塊。此次展覽以圖像的視覺衝擊力，呈現中國書畫史發展脈絡。同時，以項元汴為中心，通過分析其家世、收藏、交遊、貢獻等因素，重現嘉興文化史上一個精彩紛呈的時代。（劉雲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