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説中小學美術教科書的發展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金石編繪《初等小學習畫帖（學生用）》（1905）

 　　■胡知凡（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美術教育作為“美育”的重要環節，承擔著教授繪畫、手工藝、創意設計等專業領域方面的基礎任務，同時也肩負培養健全人格、打造和諧社會的重任，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而談及美術教育，不可忽視美術教科書的重要輔助價值。自光緒29年（1904年）頒布 “癸卯學制”以來，圖畫課第一次正式出現在我國基礎教育的學校課程系統中，美術類教科書正式登上近代教育歷史的舞臺。100多年來的美術教學歷程，美術教科書一直都是輔助教師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學目標，培養學生審美趣味，傳播美育思想的重要工具。

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繪《毛筆習畫範本》（1906）

　　清末時期的中小學圖畫教科書

　　中國近代意義的美術教育，萌發于19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時期。從1861年至1894年的短短30多年間，洋務派在上海、福建、天津、廣東、湖北等地陸續創辦一批培養軍事、造船、電報、航海、鐵路、煉鋼等技術人才的實業學堂。在這些學堂中，大都開設有測量、製圖、繪圖等課程。當時所開設的這些課程，雖然主要學習工程測量和製圖之類的內容，為的是培養實用人才，具有明顯的實用性和工具性特徵，但它畢竟將我國傳統文人繪畫主要表現山水、花鳥和人物，注重精神的陶養，轉變成繪圖是作為各項實業之基礎，注重培養實用性的技能為目標。特別是實業學堂在測量、製圖、繪圖課中所學的“畫法幾何”“製圖”“透視原理”等內容，成為以後中小學圖畫科用器畫的學習內容之一。此外，實業學堂教學也從我國傳統師傅帶徒弟的方式，轉變為西方近代學校班級授課制的方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實業學堂開設的測量、製圖、繪圖課，是開啟了我國近代美術教育的先河。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給中國社會帶來深重的災難和巨大的衝擊，不少維新志士都把興學校作為立國之本。正如梁啟超所指出的：“蓋中國今日之大患，苦於人才不足；而人才所以不足，由學校不興也”，深刻地認識到學校教育的重要性。於是，清政府被迫採取“廢科舉、興學堂”的措施，各地帶有普通中小學性質的新式學堂紛紛成立。

　　1904年1月（農曆癸卯年底），清政府正式頒布了《奏定學堂章程》，史稱“癸卯學制”，它標誌著中國教育踏入了近代教育的門檻。《奏定學堂章程》中還第一次規定在普通中小學中開設圖畫科。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繪《毛筆習畫範本（教員用）》（1906）

　　隨著新式學堂蓬勃的興起，編寫教師和學生使用的教科書也開始擺到議事日程上來。為此，一些民間出版機構，如創辦于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創辦于1902年的文明書局和創辦于1903年的彪蒙書室等，在當時都是以出版教科書而聞名。當時編寫的圖畫教科書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為繪畫類教科書，主要分為毛筆畫帖和鉛筆畫帖兩種，如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初等小學習畫帖》（1905）、《毛筆習畫範本》（1906）、《鉛筆習畫帖》（1908）等。一類為用器畫（包括幾何畫）類教科書，主要是用來培養學生“制有關數學上比例之圖稿；制有關幾何學説明之圖稿；以説明光學之理；制美術工藝品之圖稿；以補助理科之説明”，如文明書局出版的《小學幾何畫教科書》（1905）、北京旅京江蘇學堂發行的《用器畫教本》（1908）等。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余翰、金晨繪《新制中華初等小學鉛筆習畫帖》（1913年）

　　1905年12月，清政府設立了學部，專門掌管全國教育的行政機構。學部成立後，還設立了編譯圖書局來管理並編輯教材等有關事宜。1909年至1910年，學部還編寫出《初等小學圖畫教科書》（1910）、《高等小學圖畫教科書》（1909），成為了我國近代中小學美術教育史上最早的兩套“國定本”統編圖畫教科書。

　　清末編寫的繪畫類教科書，有的是由我國學者自行編繪，也有的是直接聘請日本教員繪製或根據日本教科書改編而成。書中的內容以學生常見的器物、花卉、鳥獸、蟲魚、山水、小景等，由簡而繁，由易而難地安排和分佈其間。用器畫類教科書，以翻譯日本的為主，一般介紹繪圖工具的使用方法，學習直線、角、圓、三角形、四角形、拋物線、雙曲線、橢圓等畫法，以及如何繪製機械圖、測量圖和測量圖記號、測量圖之彩色等。

　　總之，清末編寫中小學圖畫教科書儘管經驗不足，但它畢竟邁出了由舊教育走向近代教育的重要一步。這些教科書一方面滿足了當時新式學堂的急需，另一方面，為民國中小學美術教科書編寫積累了經驗，提供了借鑒，在中國近代美術教育史上，具有其獨特的價值和貢獻。

　　探索編寫新的中小學圖畫教科書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建立。政治體制的變革，勢必對教科書編寫和審查的要求也會有很大不同。1912年1月19日，民國教育部發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指出：“凡各種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清學部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表明民國初期教科書編寫開始摒棄封建思想內容的影響，強調民主共和的精神，並孕育了民國初期教科書革新的開始。

　　中華民國成立的同日，中華書局也同時宣告成立。書局創始人陸費逵還在《申報》刊登《中華書局宣告書》稱：“立國根本，在於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並最先推出適合共和政治的《中華教科書》，後又出版了《新制教科書》等大量中小學、師範學校教科書及教師用書，帶動了新式教科書的大批産生。《中華初等小學習畫帖》（1912）、《新制中華毛筆習畫帖》（1913）、《新制中華初等小學鉛筆習畫帖》（1913）、《新制中華高等小學毛筆習畫帖》（1913）以及《新編中華毛筆習畫帖》（1914），都是這時期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圖畫教科書。由於這些教科書“合乎共和民國宗旨”，迎合了社會變革的需要，所以這些教科書一經出版即大獲成功，迅速流行。

　　隨著新成立的中華書局橫空出世，商務印書館也深感教科書市場競爭之激烈。於是，集中了張元濟、高鳳謙、莊俞、杜亞泉等數十人重編教科書。《新圖畫：鉛筆畫帖》（1913）、《新圖畫：毛筆畫帖》（1914）等，都是商務印書館這時期編寫出版的圖畫教科書。

　　這時期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小學圖畫教科書，大都由我國學者自行編繪。雖然，這兩家出版社編寫的圖畫教科書都能遵照教育部通令大加改訂，但仍延續了清末時期的編寫方式，即以鉛筆畫和毛筆畫帖為主，專供學生用來臨摹習畫的範本，因此，還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教科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王家明編纂《新圖案》（1918年）

　　從兒童本位角度編寫圖畫教科書的嘗試

　　1915年9月，以民主、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掀起。1919年，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使得中國思想界異常活躍，西方教育理論、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教育模式被大量引進。

　　1915年12月，中華書局開始推出了《新式教科書》系列，其宗旨是“適合兒童身心發達之順序；適合全國之用；各科相互聯絡”，並“皆採最新之方式”編寫而成。1917年由張在恭編繪的《新式習畫帖》六冊，是我國較早將繪畫和手工編入在一套教科書之中，改變了以往繪畫和手工分開的編寫方式，書中還特別強調了教授方法之運用。這時期，商務印書館編寫的圖畫教科書也開始有了新的探索。1918年8月由王雅南編纂的《新體圖畫教授書》，是我國較早將鉛筆畫和毛筆畫合編在一起的教科書。1918年7月由王家明編纂的《新圖案》，是我國最早專為高等小學學生編寫的圖案教科書。此外，1918年3月由王雅南編輯，北京京師第一監獄出版的《圖案》，是專供中學生使用的圖案教科書。

　　這時期中小學圖畫教科書的編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動下，逐漸擺脫清末民初圖畫教科書編寫方式的影響，編纂者們開始在編寫體例、編寫內容和教學方法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1922年11月1日，民國教育部頒布《學校系統改革案》，標誌著新的學制誕生。引人注目的是，這時小學圖畫科的名稱改為了“形象藝術科”。

　　新學制頒布之後，商務印書館順勢而上，組織當時知名度頗高的權威學者胡適、王雲五、高夢旦、朱經農、丁曉先、杜亞泉、周予同等60多人的龐大編寫與校訂隊伍，編寫了《新學制教科書》全套，從1923年2月開始陸續發行，號稱是“商務”編寫史上最完善、最進步之課本。

　　1924年1月至1925年9月由宗亮寰編纂的《新學制形象藝術教科書（小學校初級用）》《新學制形象藝術教科書（小學校高級用）》，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套教科書“注意兒童的興趣和需要，務使兒童樂於學習，不感受呆板乏味之苦。”

　　1924年7月至1930年12月由劉海粟編寫的《新學制初級中學圖畫教科書》六冊，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該套教科書主要是：“增進鑒賞知識，使能領略一切的美，並涵養精神上的安慰愉快，以表現高尚人格”，為此，教科書中有專門論述“圖畫的意義”“圖畫和國民性及時代精神之關係”“圖畫與教育”“美的形式”等內容，來提高學生對美的認識。

　　與商務印書館幾乎同時，根據教育部有關新學制課程改革的精神，中華書局也不甘示弱，迅速推出適應新學制需求的《新小（中）學教科書》系列。中華書局為了編寫好這套教科書，聘請了大量學者名家以及富有經驗的教育工作者來參與。

　　1924年12月至1926年9月由何元編寫的《新中學教科書初級圖畫課本》，在中華書局出版。此書是新學制頒布後，最有代表性的圖畫教科書之一。書中每一單元由“理論、觀察及鑒賞、實習”三部分組成。

　　1927年6月至1930年6月由姜丹書、朱穌典編輯的《新中華教科書形象藝術課本》，在新國民圖書社（中華書局的副牌社）出版。此套書的每課標題都是帶有啟髮式的，如“認認這幾種顏色”“涂些什麼顏色”“再添畫些什麼”“兩個圓形可畫成什麼”“這些點連接起來是什麼”等等，以此來促使學生思考和探索。

　　在新學制課程改革理念的影響下，這時期的中小學圖畫教科書在以兒童為中心理念指導下，突破了傳統的編寫方式，開始注重從兒童本位角度來進行編寫。因此，這時期的圖畫教科書已成為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材料。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宗亮寰編纂《新學制形象藝術教科書》（1924年）

　　形成具有現代意義的美術教科書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頒布和修訂了幾次課程標準。其中，1929年8月頒布《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將“形象藝術”改稱為“美術”，而初中仍稱“圖畫”。

　　這時期，中小學校課堂中使用的美術教科書仍以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的為主。1931年8月，由宗亮寰編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基本教科書美術》是我國較早使用“美術”名稱編寫的小學美術教科書。

　　這時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的美術教科書，一般都能遵循這樣一些編寫原則：“要和兒童心理底要求相適合；要和實際生活有深切底關係；要富於美的要素；要和其它教科有聯絡；要儘量擴充範圍；要顧慮到土地的狀況和季節的關係；要以建立中國所特有的教育精神作立場。”

　　值得國人銘記的是：1932年1月29日上午，商務印書館被日軍戰鬥機轟炸，廠房、機器、圖書全部被毀於一旦，損失慘重。但在短短的七個月之後，商務印書館又重新開業，並按照當年教育部頒布的課程標準，編制各科全套中小學課本，取名《復興教科書》以紀念災後復興。商務印書館為出版《復興教科書》系列，組織了一大批出色的學者和編輯人員參與編寫和校訂，以確保這套教科書的質量。1934年10月由吳中望編繪的《復興教科書美術》；1933年7月至1934年4月由王濟遠編著的《復興教科書初中圖畫》，以及1934年8月至1937年2月由胡葆良、沈祖光編著《復興美術教本》，都是在這一時期編輯出版。這些教科書在“啟迪學生審美本能，注意藝術之應用。養成學生健全之思想與技能”方面都作了有益探索。

　　當時，中小學美術教科書除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大家出版社在編寫之外，許多民間和私人出版機構，如新亞書店、形象藝術社、大東書局、世界書局、新國民圖書社、亞細亞書局、中央書店、開明書店等都紛紛參與了美術教科書的編寫與出版工作。這些民間和私人出版機構除編寫了一部分供中小學美術課使用的教科書外，更多的是編寫諸如：鉛筆畫、蠟筆畫、水彩畫、鋼筆畫、墨影畫、圖案畫、剪貼畫之類的教輔書，供學生在課堂中或課餘時輔助學習之用。編寫的方式與傳統的畫帖較為接近。

　　當時，教科書編纂者和校訂者有許多都是現代美術史上著名藝術家和藝術教育家，如陳之佛、姜丹書、豐子愷、陳抱一、徐悲鴻、沈子丞、倪貽德、王濟遠、俞寄凡、江小鶼、宗亮寰、張辰伯、吳夢非、呂鳳子、汪亞塵、顏文樑、張眉孫、張聿光等。特別是陳之佛，從1930年至1935年分別在上海兒童書局、上海天馬書店出版了《兒童畫本》《兒童畫本教授指要》《中學圖案活頁教材》供中小學生和教師教學美術和圖案畫之用。正是由於有這些藝術家和藝術教育家的參與編寫和校閱，使這時期美術教科書質量得到了很好的保證。

　　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頒發了我國第一部《高級中學圖畫課程標準》，標誌著高中階段開始有了美術課的開設。在《高級中學圖畫課程標準》的引導下，這時期開始編寫高中美術教科書，較有代表性的教科書有：1934年7月由倪貽德編寫，北新書局出版的《高中美術教本》；1934年10月由王濟遠編繪，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圖畫》。

　　這時期編寫的中小學美術教科書，不但為學生提供了學習美術方面的知識與技能，而且還包括讓學生通過“欣賞”“發表”“研究”的學習過程，促進各種能力發展，以及培育熏陶世界觀和審美觀的形成。因此，這時期我國中小學美術教科書，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已具備現代意義的美術教科書了。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吳中望編繪《復興美術教科書》（1934年）

　　遭受戰爭影響的美術教科書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使正在發展中的中國教育受到了嚴重破壞。這時期，原本興旺發達的上海印刷出版業也受到了沉重打擊。由於業務急劇萎縮，處境艱難，不少出版社開始向內地轉移，如商務印書館先在長沙，後遷重慶，並在上海、香港兩地設辦事處，規模也大為縮小。中華書局的總管理處也遷往香港。而世界書局總廠被日軍佔領作為軍營，大批教科書被沒收，送回造紙廠回爐作原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佈投降，中國經過多年艱苦卓絕的抗戰，終於取得勝利。抗戰勝利後，雖然許多出版社紛紛遷回上海。但由於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國家經濟崩潰，物價飛速上漲，中國的出版業仍蒙受著巨大災難。筆者見到這時期僅有的幾套美術教科書，其編寫的體例和內容基本是沿襲抗戰全面爆發之前的方式，並無多大新意。總之，由於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和抗日戰爭爆發，以及國民黨發動的全面內戰，使中小學美術教科書編寫與出版，處在停頓和衰落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