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匯率陷阱”、人民幣國際化及金融發展

　　中國的現代化崛起，與一些西方國家的先例不同，既不可能依靠大量海外殖民，也不可能依靠發動戰爭侵略掠奪，只能依靠經濟手段，在彌合自身二元經濟過程中競爭求強于國際大舞臺之上。這就涉及到如何對待匯率陷阱、人民幣國際化及金融發展等重要問題。

　　所謂匯率問題，是一個包含經濟和政治因素的綜合問題，並且在現實生活中，實際影響它的往往是政治因素在先。這是因為，其實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希望對匯率施加影響，都希望自己能“操縱”，實質的問題便是誰更有實力去真的操縱。在當今的世界舞臺上，對匯率有影響實力的，首先是國際儲備貨幣(均以主權貨幣作為硬通貨)背後的政治主體。雖然美國官方聲稱美元政策是由美聯儲決定，但實際上美聯儲所標榜的中央銀行地位的獨立性，只是一種外在表現形式：真正最有實力操縱匯率的無非是掌握“世界貨幣”霸權的美國政治決策體系。美國可以在自己以金融衍生工具過度發展後的“次貸危機”為導火索惹起世界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飄搖之後，來一輪又一輪地“量化寬鬆”，通過開動印鈔機給本幣注水，狠狠“操縱”一把，讓全世界一起來埋單，化解金融危機實際造成的損失。既使在這種情況下，美元的頭號硬通貨地位仍沒有絲毫改變，這種通過實力比較關係形成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是國際競爭中的真實圖景，也是中國無力改變的。我們必須認識到匯率和政治問題必然聯絡在一起，“匯率政治化”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競爭手段，要在博弈的過程中與美國討價還價，並爭取反過來去制約它。中國和美國，一個是高端，一個是低端；一個是世界的頭號強國和世界貨幣霸權的持有者，一個是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兩者間的經濟循環，事關各自的核心利益。

　　説人民幣匯率低估，依據在哪？光看貿易盈餘肯定不妥。中國對美國是盈餘(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有許多東西不肯賣給我們)、對很多發達經濟體是盈餘(也有不肯賣的原因)，他們便找一些説辭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施壓式指責，骨子里正是國際上的利益競爭，是國家意志的競爭。當然，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大趨勢還是越來越理性，實際在國際競爭的底線上還是越來越認同爭取共贏的局面。

　　面對動輒升級的匯率爭端，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審時度勢，在戰略上，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還必然應當繼續堅持“韜光養晦”的精神實質(表述上可變動調整)，不能打破最基本的戰略均勢。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不同階段、不同場合的情況，但我們總體上要有隱忍的基本態度。我們要在中國逐漸于更大程度上加入“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儘量爭取多數，樹立大國形象，力求化解敵意，獲得更多認同。同時，我們也要討價還價。這種博弈就是一輪又一輪的討價還價。往往爭議變得激烈之後又在明裏暗裏的討價還價之中平緩下來。關於如何討價還價，有很多方案需要進一步細化，要形成從短期到長期的全套要領。從歷史進程看，時間在中國人這邊，時間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我們應在和平發展的努力中，一直髮展到我們也有實力參與“硬通貨”俱樂部和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這些我們是從政治角度進行的考量。

　　但政治角度之外，還必須要考慮到經濟角度。從經濟角度考慮，從中長期看，需要使匯率機制更為市場化。因為這有利於資源配置優化和産業升級換代。在積極穩妥推動市場化的時候，沒有必要把細節過分政治化，每一個動作都貼上政治標簽。如恐懼哪怕是很小步的匯率的升值浮動，是不是過分政治化的一種表現？我們需要如實地分析説明經濟因素和權衡相關利害。

　　中國匯率機制市場化的進程，必須是漸進的，因為它與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人民幣的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有內在聯絡。也需要與結構調整和産業升級通盤把握，以減少調整過程中的震蕩衝擊。這幾年我國勞動力成本在上升，這不完全是壞事，它能逼著我們推進結構調整和産業升級。匯率上適當使人民幣升值，也是如此。最終形成較充分的市場化形式的匯率機制，也成為我們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條件之一。

　　人們已越來越多地講到“人民幣的國際化”，我認為這一概念合乎邏輯地引出的正面表述，一定要落到經濟學理論考察的“貨幣功能”範疇的世界貨幣概念上去。具有世界貨幣這一功能，直觀上説，就是某種貨幣要成為世界上“硬通貨俱樂部”的一員，到哪，人們都可以無條件地接受它也就是説人民幣的國際化目標，必然需要落實到它在“硬通貨俱樂部”中佔有一席之地。如果按這樣一個定義來理解，當然這是要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最後自然地實現的人民幣的一個遠景目標，這個目標和當前現實生活之間的距離還非常明顯。但是，現在確實看到了一些人民幣國際化的端倪與進展，現在已做的人民幣跨境結算等等這些發展中事態，卻不等於國際化。真正要實現國際化，除匯率市場化外，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前提是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只要大量的投資活動涉及人民幣時是要接受管制的狀態，那麼推論一下，國際各方面怎麼可能欣然接受人民幣作為自願保有的硬通貨？當然如果實現了可兌換，以後真正的國際化也還要有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在機制上需要做好兩點。第一，匯率機制要更充分地市場化。在大的方向上，匯率形成機制要更多地向市場化運作去靠近，使匯率在很大程度上回到經濟的定位上來，以發揮資源配置信號的作用。第二，創造一系列條件，使人民幣實現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從亞洲金融危機到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中國之所以不像其他經濟體那樣擔心熱錢的巨大衝擊，就是因為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這就使那些快進快出的短期資金、熱錢碰到了一道“防火墻”。即使部分資金有辦法繞過這道防火墻，但能繞過來的量就很有限了，不足以掀起較大風浪。但是，這道“防火墻”不可能永遠存在。只要世界認同了中國的崛起，那麼人民幣必然要走向世界化，而一旦如此我們必須就自己把這道防火墻到拆掉，以便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後，人民幣也就具備了變成硬通貨的必要條件，之後還要水到渠成地去積累、培育其充分條件。

　　今後中國的金融發展應該注意如下幾點。第一，在全面開放過程中，中國應做好自己的事情，著力實現金融開放、金融深化和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鄧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我的解讀是金融構成現代經濟的心臟和血液循環系統(心血管系統)，服務於整個實體經濟，並使其始終充滿活力。但泡沫化的金融卻不再是“核心”，反而變成了“空心”。因此，我們必須避免金融走向過度泡沫的狀態。但從現實來看，中國在金融深化、創新上的發展還處於初步階段，在衍生工具的應用和發展上還只是探索性的。金融危機後，處於“研究生階段”上的美國是需要“去杠桿化”，而處於“小學生或初中生階段”上的中國則總體上應當合理地“加杠桿化”，以促進金融深化。

　　第二，在金融深化和創新中，必須實施金融多樣化的改革，形成商業性融資和政策性融資對實體經濟支持的全覆蓋。中國金融不應只是進行總量上的調控，還需要從各個層面予以多樣化。無論是支持經濟增長點、實施區域戰略，還是作為對三農層面、小微企業層面、研發創新領域等對金融需求的回應，多樣化都不可避免。前段時間出現過的溫州企業群體性的資金鏈斷裂問題説明了三個勢在必行。首先，實體經濟升級換代和相關的機制建設勢在必行。溫州問題的根源首先在於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沒有處理好，遇到“天花板”後資金循環偏向於“炒房團”式的投機，在大局面驟變後，最終導致了在金融鏈條方面的問題，這充分説明實體經濟升級換代和相關的支持機制建設勢在必行。其次，金融多樣化的綜合配套改革勢在必行。在以溫州為代表的長三角、也包括珠三角等前三十年經濟增長強勁的區域，金融多樣化的綜合配套改革勢在必行，否則無法適應發展新階段升級換代、加快方式轉變的要求。在多樣的金融支持可以把傳統正規金融與民間新興金融合成體系後，才有望形成實質有效的金融深化和可持續、有主導性作為的金融支持體系。再次，在中國構建政策性融資體系勢在必行。如何興利除弊、防止設租、尋租現象是一篇大文章。溫州的高利貸問題説明，要保持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增長極的可持續性，金融多樣化改革必須建立常規金融的低利貸、多種金融的中利貸以及政策性融資機制的定向優惠支持相互結合的融資體系，把極易引起巨大副作用的高利貸擠出融資領域。

　　第三，中國銀行業具有廣闊、深厚的市場需求，而在迅猛的業務擴張中，需要在深化改革、優化管理上主動進取。近些年我國城鎮區域中各銀行業務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狀態，北京等地銀行網點的居民金融服務出現了明顯的“短缺經濟”時才會出現的排長隊特徵。然而，在興旺發展的同時，中國銀行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大而不強”、以行政力量提供較大的存貸利差等等。因此，中國的銀行，特別是大銀行，在國際化發展問題上需要統籌考慮，居安思危，從戰略層面上加以規劃，以便在深化改革、優化管理上能夠有所作為。同時，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在制度創新上予以支持，為銀行業的金融創新提供“多樣化”的思路指引及有益於創新的必要的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