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房難求”、“貧富懸殊”，可算當前兩大社會頑疾。而近日的一則新聞，則將這兩個問題一網打盡：武漢今後將不再成片開發經適房，以後無論開發什麼樓盤，都將採用富人與窮人混居的方式進行。此舉被認為有助於消弭窮富之間的心理隔閡。（《武漢晚報》6月15日）

　　看來這不光是一條簡單的政令，還被當成了一個療救社會心理問題的方劑。儘管在端午節假期，這條小消息還是引來不小的關注。

　　其實，它並不算新聞，因為“貧富是該分居還是混居”的問題，至少四年前就引起過激烈討論。較為代表性的觀點有任志強“貧富分居，先富帶後富”論；隨後，各地政府也出臺過各式政策，或明或暗地支持過“貧富分居”或“貧富混居”論。只是，公文行文稍顯隱晦，不像任志強大嘴那般直白和招搖罷了。

　　而實際上，不管你承認與否接受與否，在北上廣等大城市，任大嘴力挺的高檔“富人區”，早就是既成事實，任志強不過又説了句不討人喜的大實話而已。不管我們在感情層面上是否抵觸，這種“同城差異”現象，確實有其豐沃的現實土壤。

　　一個顯而易見的現實是，除了傳説中“均貧富”的大同社會，或理想得近乎烏托邦，無論社會怎樣發展，社會成員間的貧富差距問題總會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既然人們的收入和支出、消費和投資能力存在明顯差異，那麼開奧拓還是開奧迪，啃窩頭還是吃燕窩，都由各自的經濟能力決定，這就很好接受了。

　　可在住房問題上，人們似乎更為敏感。可能因為這一問題早已超出簡單的居住權，而是關涉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先富群體的社會責任等。這也就是武漢方面認為，若實施貧富混居，將有益於消除窮富群體之間的心理隔閡，增進社會融洽度的核心意義所在。

　　所以説，貧富分居還是混居之爭，其實混淆了大眾的道德感受與公共住房模式之間的界限。房産商開發樓盤，有其商業模式的考量和自身的利益定位，這將決定他的行為取向。由於一种先入為主的“為富不仁”的影響，在貧富分居等住房模式問題上，公眾有時也會持有一些非理性見解，這又可能是一種群體無意識。

　　人們無法容忍臆想的舊社會式的“貧民窟”，而政府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武漢提出的混居概念，就是一種努力。而如何保證其現實可行性，則又是另一個問題——畢竟，在經適房亂象下，貧富混居能否讓夾心層讓底層民眾得到實惠，還需超強執行力以及連環的配套政策兜底。如前所述，房地産老闆不是慈善家，富人區更合其口味，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政府責無旁貸。

　　當貧富混居真正可行之後，最佳的城市居住模式還應是動態的：不能是“佔便宜的永遠佔便宜，吃虧的永遠吃虧”，而應是人們享有平等的發展與變動機制，貧富之間有比較充分的流動機制。這或才是我們拋棄情感上的不適，理性討論貧富分居還是混居的意義所在。（原題：拋開心理不適，討論“貧富雜居”）

責編：任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