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發佈《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其中規定，黨政幹部引咎辭職和受到責令辭職、免職處理的，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兩年內不得提拔；突擊提拔幹部追責主要領導，幹部受處分須查其任用過程。此外，與該辦法配套銜接的還有另外三個試行辦法，“共同構成幹部選拔任用監督體系”。（《新京報》4月1日）

　　“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在黨政體系內的諸多權力項目和配置之中，分量最重、最為關鍵，同時也是最易受腐敗侵蝕、一旦濫用社會危害性最大的權力，除了“財權”之外，恐怕就非“用人權”莫屬了。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實踐上看，“用人權”都是一種母權性質的權力，是其他一切權力的源頭。這些年的反腐經驗和教訓也能很好地證明這一點——但凡是腐敗面積最大、危害最烈的腐敗，以“賣官鬻爵”、“跑官要官”為特徵的用人腐敗，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保留節目”，而且往往居於最核心的位置。

　　“用人權”雖然如此重要，但在以往的幹部管理實踐中，較之其他權力規範，事實上卻一直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一方面，“必有責”的責任，擔當的往往並不充分，顯得輕描淡寫、無關痛癢——比如，對於“用人失誤”者，常常欠缺應有的嚴厲追責，或者在“引咎辭職”之後，很快輕鬆地易地做官；或者乾脆在浮泛空洞的“領導責任”説辭下不了了之。另一方面，“受監督”的監督力度、程度和範圍，也同樣十分有限，所謂“上級監督太遠，下級監督太險，同級監督太軟，組織監督太短，紀委監督太晚”。

　　就此而言，上述幾個《辦法》所明確的“引咎辭職兩年不得提拔”、“突擊提拔幹部追責主要領導”、“幹部受處分須查其任用過程”等條款，應該説，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在一定程度上，既細化了“用人權”的具體運行規範和程序，使之變得相對更加透明和可預期，同時也強化了與“用人權”相匹配的追責力度以及相應的可監督性，從而增進了腐敗的難度和成本，讓它的腐敗風險相對更可控。

　　但也要意識到，無論是從理想角度，還是從制約“用人腐敗”的現實看，要想實現對“用人權”的充分有效控制、徹底扎牢其制度籬笆，將其腐敗風險降至最低，目前依然任重而道遠。比如，“有權必有責”中“責任”方面，在我看來，僅僅靠黨紀政紀範疇內的“引咎辭職”“不得提拔”等追責形式，仍嫌單薄不夠（眾所週知，現實中領導幹部的“引咎辭職”，與一般社會職場的“辭職”，性質完全不同，前者僅是具體官位的辭職——行政級別、官員身份以及相應的福利待遇一般並不受影響），還須進一步與法律責任銜接起來，輔以法律尤其《刑法》層面的刑責，進行最嚴厲徹底的問責。另一方面，在監督方面，除了黨政體系內的部門監督之外，我以為，還須在充分貫通民主和權力授受邏輯的基礎上，實現對“用人權”的全方位民主監督和社會監督。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