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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是發達國家設的一個陷阱?

2013年08月28日 17:32

埃及亂局

當前,全球大勢正在經歷歷史性變遷。三十年前,整個世界不可遏止地奔向“變革時代”,新自由主義普遍被奉為治國法寶。中國改革開放、英國撒切爾主義、美國裏根經濟學、蘇聯改革都是這方面的例證。冷戰結束進一步加快了各國“擁抱全球化”的進程。然而,正所謂“月盈則虧,水滿則溢”。2008年金融危機意味著新自由主義開始式微。這場危機“損害了後冷戰秩序中最重要的兩個支柱:美國實力和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而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和公平分配的社會主義則重新受到熱捧。甚至連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奇也開始捧讀《資本論》,試圖從中尋求解困之道。

世界大勢的這種趨勢性變遷,歸根到底是源於新自由主義的“失靈”與“失敗”。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會認識到,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歐美爆發了嚴重金融和債務危機;巴西、土耳其等新興國家出現經濟下滑和民眾抗議;埃及、突尼斯等阿拉伯國家則直接引發政權更替。因而,如果不從理論上認清這種思潮的缺陷和危害,未來很多國家仍可能重蹈覆轍,在同一個地方摔倒兩次。

首先應指出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假設就有問題。這套理論推崇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認為上述舉措有助提高經濟效率,導致更快發展和更大繁榮。但這一假設本身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指出,自由市場制度不能存在於任何時期。無論是封建社會時期的行會制度,此後的特許經營制,還是現在常見的配額制和關稅制度,都意味著任何時代都不存在純粹的自由市場競爭。相反,不完全競爭和某種程度的壟斷,反而是多數行業生存和發展的常態現象。企業的利潤也更多來自不完全競爭,而不是完全競爭。私人資本試圖控制壟斷性行業,正是為了獲取這些行業憑藉壟斷性地位獲得的壟斷利潤。指望通過公共和戰略性行業私有化來提高經濟效率完全是緣木求魚。土耳其大規模推行私有化,但私有化後製造業的技術效率反而下降。一項研究表明,政府研發項目的平均社會收益超過50%,比其他投資領域的回報要高得多。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巨大誤差,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理論剔除了兩個最重要的維度--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而變成一種純邏輯推演的學説。脫離特定背景談論自由貿易或市場競爭,就像醫生在沒有診斷情況下討論治療方法一樣不靠譜。當這些抽象原理被運用到複雜現實中,帶來的往往是殘酷的剝奪、饑荒和嚴重社會問題。這正如當年熊彼特評價李嘉圖的高度抽象理論那樣:“它什麼都不缺,就是缺少感覺(sense)”。

其次,新自由主義理論過分誇大了市場手段的適用範圍和效能限度。在經濟活動中,借助“看不見的手”配置資源固然重要,但其局限性也顯而易見。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只有當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非常一致時,市場才會運行得好;當個人回報與社會收益不充分一致時,很容易出現少數人受益,多數人遭殃的“市場失靈”現象。尤其對擔負部分公共服務職能部門(如交通、鐵路、電力、能源、電信等)的私有化和完全市場化,很容易導致服務質量下降或費用上漲情況。例如,土耳其基礎設施部門在私有化後,非但沒有産生積極外部效應,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瓶頸。美國一項調查顯示,從事類似健康保險的服務承包商向政府的要價,是聯邦政府支付給聯邦僱員工資的兩倍還多。另據伊拉克和阿富汗戰時承包委員會調查,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承包工程上的每4美元中,就有多達l美元被浪費。反而是管制有可能使經濟制度運行得更好。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後,政府監管了金融部門,形成近40年的金融穩定和快速增長,而從裏根時期逐步減少政府管制後,反而引發金融秩序混亂,乃至最終釀成金融危機。

第三,歷史經驗表明,沒有哪個發達國家當年是秉承新自由主義實現經濟崛起的。無論當初的英國和法國,還是後來的德國和美國,其經濟崛起過程始終伴隨著關稅保護和政府介入。只有當這些國家實現工業化、有能力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之後,才轉而鼓吹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並刻意隱瞞自己由窮變富的“成功秘訣”。由此不難理解,為何西方掌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直不遺餘力地在鼓吹和推銷新自由主義藥方。因此,對那些致力於經濟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來説,更重要的是“按西方做過的去做,而不是按西方讓做的去做”。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加分辨地採納新自由主義藥方,最終結果就是本土工業目漸萎縮,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而不能自拔。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列舉出一長串國家的名字。在某種程度上,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戕害發展中國家的“慢性毒藥”。

正因為如此,新自由主義日益成為遭人唾棄的過時理論,遭到越來越多國家(尤其拉美國家)摒棄,強調國家干預和國有化再次成為世界主潮流。時代潮流的這種方向性變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是任何力量所無法阻擋的。順勢而動則事半功倍,逆勢而動則事倍功半。這就像在海裏游泳一樣,漲潮時漂流即可到岸,退潮時拼命划水仍離岸越來越遠。因此,對處在經濟轉型升級十字路口的中國來説,“既要低頭拉車,更要抬頭看路”,需要更加清醒地認清和把握住時代脈搏和發展趨勢。

田文林
Tian Wenlin
田文林,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副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東政治、民族宗教及當代國際問題。曾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現代國際關係》、《西亞非洲》、《世界民族》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文章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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