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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哀:賣魚易賺錢難 | 富之憾:我想要得更多 | 編者説
央視網 記者:李文學 黑龍江記者站
“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寫我的真名。”面前這個30多歲的漢子,鬍子拉碴,精神有些頹廢,從兜裏掏出一盒中華煙,熟練地點燃一支,吐出兩口後,又甩出一支遞給記者。
這是哈爾濱市郊區的一個失地農民,我們姑且稱他為小張,6年前他獲得了鉅額補償款,而這來得太容易的“幸福”又在肆意揮霍和購買黑彩中迅速消失殆盡,如今他又背上了100多萬元的外債,每天東躲西藏。
從他那時而興奮、時而嘆氣的講述中,我們不只看到了他暴富返貧、命運失衡的演變軌跡,也看到了城市與鄉村兩個生産、生活體系之間,在城市化進程中暴露出來的新矛盾。
在哈爾濱市道裏區老機場路兩旁村屯,幾乎清一色的兩層小樓,與機場高速、開發區之間,還有大片的土地被白雪覆蓋著。而小張家的地上早就建起了廠房,機器隆隆作響。
“那時地雖然不多,但也不願意種,太辛苦。”小張説,高中畢業後,他在家只種了兩年地,就去市裏一家小建材公司打工了。“風吹不著,雨淋不著,穿得也乾淨了。”
由於文化水平不高,小張只能在這家公司當一名庫管員,月工資1200元,但這絲毫沒有妨礙他對金錢的嚮往。“老闆有錢,光海邊就有好幾套房子,經常領著二老闆去度假。”
而真正的刺激來自老闆的兒子,“跟我差不多大,啥事不幹,一天凈鼓搗車,好車都開遍了。”但小張只有羨慕的份兒,除了做夢自己暴富,就把希望寄託在了買彩票上,“等我有了錢……”成了他常挂在嘴邊的話。
金錢上的貧瘠沒有讓他消沉,反倒激發了他努力工作的鬥志,但人格方面的不被尊重卻成了他至今難以抹平的痛。
“有一次記錯一筆賬,少了4000多塊錢的庫存,二老闆那個女人當著那麼多人的面,指著我的鼻子破口大罵,第二天就讓我滾蛋了。”小張恨恨地説,不管怎麼説,也在那幹了兩年,一點情份都不講。
更讓他氣憤的是,壓了兩個月的工資也給扣下了。“我去要,門衛連門都不讓進,我就鬧,小屁孩領著三四個人出來把我一頓打。”因為生氣,小張把老闆的兒子稱作小屁孩,“還説我的工資都不夠賠償損失的,沒讓我補就不錯了”。
之後,小張又換了幾家單位打工,但也都沒幹多長時間。年終回家,很快就與村裏的一個女人結婚了。但那次留下的傷痛他始終沒忘,“等著,總有一天我會用錢砸死你們……”
機會很快就來了。
2006年,哈爾濱市建開發區,在村裏徵地,小張一家得到了100多萬元的補償,具體有多少,他不願透露。“突然有錢了,心裏忽悠一下,隨後學建材老闆的想法就來了,該享受享受了。”
穿名牌,換手機,給媳婦買貂皮,買金項鏈,在“武裝”全家的同時,到市裏“下館子”也成了家常便飯,一家人很快就把市裏幾個有名的飯店吃了一圈。有次和朋友去KTV,一晚上就花了兩萬多,“一瓶酒就兩千多”。
看村裏人都出去旅遊,小張一家也報了團。“有錢了,就是不一樣,出門不打怵了,跟人説話腰桿也直了。”小張説,以前認為北京、上海那麼大的城市,去了不得被人瞧不起啊,現在想想,“其實那裏也有很多人過得不如我們。”
“折騰”一圈下來,錢沒少多少。小張又有了更“瀟灑”的享受法。“貸款買輛車,30多萬。”小張認為自己很理智,“我可不像某些人,拿一麻袋錢去買寶馬,老土。”
小張之所以把算盤打這麼好,是因為他發現了一個來錢的道兒,既可以還貸,手裏還有錢可倒--這就是村裏大部分人都在買的黑彩。
“門都不用出,研究個號,打個電話,就等著開獎了。”小張説,起初就買幾百塊錢的,真中過,錢少有人會送上門,錢多有人會打到卡上。結果後來越買越大,買到了幾千,上萬。
輸的總比贏的時候多。小張總認為自己有實力,有信心撈回來。“今天花一萬買的沒中,第二天就得花兩萬往回撈,再不中,就得花四萬撈,然後八萬、十六萬,最多的一天晚上買了20萬,有一年扔進去了60萬。”
小張曾嘗試轉移“戰場”,把輸的錢從別的“陣地”撈回來,就和村民玩撲克,三個人抓牌,一張一張比大小,雖然一晚上輸贏也不在少數,但跟黑彩沒法比,小張又選擇了退守。
“都在玩,家裏也不管。”小張説,他還算輕的,有的老公公還領著兒媳婦買黑彩呢。“都有錢,就拿錢不當錢了,冬天又沒什麼活,賭個博,買個黑彩很正常。”
為了保持旺盛的“戰鬥力”,小張學會了“溜冰”。“今天你請,明天我請,一晚上也不少花。”小張和朋友“溜冰”後,“總感覺這個號能出,就往死了買黑彩。”
曾經有個村民買黑彩欠下300多萬,把家裏的東西變賣完,還上100萬後,實在沒招,一夜之間全家不知去向,跑了。但這並沒讓小張警醒。
很快,小張的100多萬補償款就輸得凈光,但他卻已被黑彩套牢,不能自撥。向村民借高利貸,上銀行貸款,找親戚籌錢,繼續買,繼續輸,結果又100多萬被黑彩吸走。
“裏外裏,我這200多萬沒了。”記者從他的語氣裏沒有聽出悔意。但不容改變的是,他已經從一個富翁變成了負翁。有錢的日子,來得快,去得更快。
為了維護有錢人的形象,小張還在繼續著他的奢侈生活,包括他常揣的那盒中華煙。但只要有點錢他就會去買黑彩,實在借不到錢就騙,有時甚至以自己孩子生病住院為由,向同學借錢。
“今年過年不知道怎麼過呢。”小張説,現在找他討債的人很多,他都不敢回家住了,手機號也得隔一段時間一換。“虱子多了不咬人,欠個一兩萬,還想著法還,上百萬就不著急了,著急也沒有用。”
對於人生和未來,這個起初就沒規劃好的農民,現在仍然沒有什麼概念。“樂呵一天是一天吧。”只有提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時,他才會沉默一段時間。
採訪最後,小張再次叮囑記者,不要透露他的一切真實信息,因為“我還得在這個圈裏混呢,不能讓人知道我沒錢了,買黑彩我還掙呢”。
既要維護有錢人的這個社交圈,還要養活家裏的老婆孩子,對如今失去土地還背著一身債的小張來説,是個巨大而又無解的難題。雖然他選擇了回避,甚至表現得不以為然,但社會必須正視小張的悲劇,高度重視“失地富翁”這一城市化進程中的新的“衍生物”。
怎樣讓農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徵地款,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化解“失地富翁”返貧危機,讓他們真正融入城市、適應城市的生活,迫切而又亟需良策。
希望小張的講述能給同樣遭遇的人,以及我們的社會,上一堂警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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