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

新聞頻道 光明網 2016年02月18日 13:4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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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 韓慶祥

　　十八大以來這三年，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格局基本形成，且使我國社會精神面貌發生了可喜變化。這其中，蘊含著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

　　一、問題意識---目標導向---剛性執行

　　領導幹部從政一般有兩種思路。一是注重眼前看得見摸得著見效快的“顯績”；二是注重破解我國發展進程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的“潛績。”一些領導幹部多注重第一種思路，遇到矛盾和問題繞著走；習近平治國理政也注重第一種思路，但更加注重第二種思路，敢於直面並注重破解我國發展進程中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具有真正的“問題意識”。習近平指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中國共産黨人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問題意識”貫穿于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他提出的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就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都致力於破解“四個全面”中的矛盾、問題和難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在解決各個領域的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重點在於補齊短板。問題倒逼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就是針對問題而進行的，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籬。全面依法治國，就是要解決我們所面臨的種種相關問題。全面從嚴治黨，主要是針對過去一定時期我們治黨失之過軟過寬過松而産生的諸多問題而言的，是針對我們黨面臨“四種危險”這一問題而被強調的。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都是針對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而提出的，“問題”中呈現思想，思想中蘊含著“問題”。由此，要理解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首先要了解他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了解他所關注和解決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他的治國理政的思想。

　　習近平直面問題在本質上是為了解決問題，進而實現其治國理政的目標。目標是在解決問題的進程中逐步實現的，在解決問題進程中也在逐漸實現著目標。或者説，要實現目標，必須首先解決問題。所以，習近平的“問題意識”和“目標導向”是緊緊聯絡在一起的。在習近平那裏，其治國理政特別注重確定目標。其所要實現的目標，就是“兩個一百年”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都緊緊圍繞這一奮鬥目標而展開的。把握目標，對把握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及其實質最為緊要或關鍵。

　　目標確定之後，實踐和實現是最為關鍵的。要實現奮鬥目標，就首先要落實和完成一個個具體任務，而要順利完成諸多具體任務，就必須具有剛性的執行力。這是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尤其是教訓得出的結論。歷史和實踐證明：什麼時候具有剛性執行力，什麼時候就能順利實現我們的歷史任務和奮鬥目標。由此，習近平特別注重並要求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要具有剛性的執行力。如他強調指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因而，要具有釘釘子的精神，要抓鐵有痕、踏石留印，還要做到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從十八大以來這三年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在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方面，在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方面，都具有剛性的執行力。

　　二、破解難題---建構秩序---唱響中國

　　我國“蛋糕”相對做大以後,中國式現代化就進入了如鄧小平同志所講的“發展起來以後”時期，從學術上也可將其稱之為“表達訴求、矛盾多發、攻堅克難”時期。當今，民眾的權利訴求、民主訴求、參與訴求和公正訴求等日趨覺醒和增強。民眾維權、協商民主、民眾網絡參與等現象的興起，皆是如此。民眾表達訴求日趨覺醒和增強後,需要精準且合理滿足。滿足，需要主觀和客觀條件。然而，在當今我國,不僅在客觀上，人均資源佔有率還比較低,資源配置也不夠公平,而且在主觀上，一些民眾的文明素質也不是很高，如多講權利少講義務，多講利益少講擔當，多講民主少講法治，多講自由少講紀律，多講自主少講責任，多講個人利益少講公共利益，多講索取少講奉獻，多講表達訴求少講合理合法，結果難以真正或完全滿足民眾各種各樣的訴求，進而會産生各種矛盾,這就進入了矛盾多發期。亨廷頓指出，現代化會伴隨風險、引起不穩定。有的思想家認為，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會進入“風險社會。”面對矛盾和問題，我們一些人缺乏問題意識和擔當精神，回避和掩蓋矛盾，使矛盾“堆成山”，積重難返，成為“難啃的硬骨頭”，嚴重阻礙著我國現代化發展進程。因而，這一時期也是攻堅克難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人正在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也要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進而為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即“偉大夢想”而奮鬥。在這“三個偉大”進程中，中國共産黨人既面臨一系列矛盾和難題，也要破解影響發展穩定的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籬等影響中國發展命運的“命運性問題”，還要破解我們黨面臨的“四種危險”。這意味著新一屆黨中央是踏著“尖刀”前進，在攀登一座沒有探測過的險峻“高山”。就是説，新一屆黨中央面臨的困難、挑戰、風險是非常嚴峻的，打得“鐵”非常堅硬。這是新一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大背景。中國共産黨人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是打“鐵”（破解難題）的主體。既然我們共産黨人所打得“鐵”相當堅硬，那麼，中國共産黨人自身必須硬。由此，習近平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幹部隊伍總體上是在積極幹事業的。然而，當今一些黨員幹部自身還不是很硬，存在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種危險”。不破解難題及“四種危險”，我們就無法前行。當務之急且最為關鍵的，就是要破解“四種危險”，全面從嚴治黨，使我們黨自身真正硬起來。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首先把破解“四種危險”並使自身硬作為治國理政思路的突破口。針對“精神懈怠”，強調“硬在精神。”習近平強調，理想信念是我們共産黨人精神上的“鈣”；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要凝聚共識，凝聚改革合力，匯聚社會正能量；要積極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針對“能力不足”，強調“硬在能力。”習近平強調，要減少應酬之風，強化學習之風，建立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組織；要克服本領恐慌，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積極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針對“脫離群眾”，強調“硬在作風。”習近平強調要進一步加強黨的作風建設，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還強調領導幹部要做到“三嚴三實。”針對“消極腐敗”，強調“硬在純潔。”習近平十分注重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強調在反腐倡廉上要敢下重手，把權力關在制度籠子裏。總之，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抓好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這一“偉大工程”，使我們黨從精神、能力、作風、純潔等方面真正硬起來。習近平指出，我們的責任，就是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

　　破解難題謂之“破”。在注重“破”的同時，習近平也注重“立”。破與立相輔相成，破是為了立，為立提供前提，立是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破。習近平十分注重立，具體體現為他致力於建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新秩序。在他那裏，這種秩序主要體現在：基於公平正義價值觀，既注重分配製度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又力求使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平衡和治理協調、配合，也使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協調並形成合力，還運用法治和德治兩種方式約束人的行為，最終形成一種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

　　在破解難題、建構秩序的進程中，習近平還十分注重唱響中國。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注重從正面奮力唱響中國夢、中國道路、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等“中國聲音”，使中國夢、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真正發揮作用並産生積極影響，從而彰顯“中國元素”，樹立“中國形象”，堅定“中國自信。”中國道路擔當“實現路徑”角色。無論是搞革命、搞建設、搞改革，道路問題都是首要根本問題，它關乎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習近平既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而且要求研究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中國精神擔當“精神支撐”角色。實現中國夢，既要在物質上強大起來，也要在精神上強大起來，即豐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強人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也可以變成“物質力量”。民族無魂不立，國家無魂不強。習近平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實現中國夢，必須有精神支撐。當今我們面臨精神懈怠的危險。我們黨提出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實質，就是既解決我們一些人的精神懈怠問題，又要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中國力量擔當“根本依靠”角色。在社會階層、利益主體和思想觀念日趨多樣化的背景下，在世界格局大調整的國際視野中，實現中國夢，如何凝聚並充分發揮好社會各個階層、全國各族人民和每個人的積極力量，就成為習近平治國理政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為解決這一課題，就國內而言，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凝聚力量，主要包括政府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力量，使之形成合力；就國際而言，他強調既“韜光養晦”又“積極作為”，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積極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的新型國際關係及外交新格局：圍繞“和平發展”理念，建構好中美、中俄“新型大國關係”這兩個重“點”；圍繞“合作共贏”理念，實施“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搭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條“線”；圍繞“文明互鑒”理念，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互聯互通，打通歐亞大陸橋這兩個“面”；圍繞“親誠惠容”理念，建設好周邊外交這個“局”。如今周邊外交在中國對外關係佈局中最為重要，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始於周邊，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始於周邊，打通歐亞大陸橋始於周邊。最終目標，是實現多極制約和掌握國際話語權，從中顯示“中國力量。”

　　三、發揮比較優勢---補齊發展短板---打牢發展支點

　　要使治國理政達到科學化水平，就必鬚髮揮比較優勢，補齊發展短板，打牢發展支點。

　　發揮比較優勢。個人可以靠自己的比較優勢得以立足並成長起來，國家亦即如此。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具有當時的比較優勢——豐盈的江河、肥沃的土地與高度集中的權力;日本之所以戰後迅速崛起，新加坡之所以具有國際競爭力，主要是因為它們具有人力資源開發的比較優勢;當今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則首先是它具有創新人才、創新技術以及金融立國等比較優勢。古往今來，中國究竟具有怎樣的比較優勢?首先就是能夠集中資源和力量辦大事，即如果決策正確，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行政體制能舉國力辦成事關中國發展命運的大事。這種體制在引領社會方向、組織社會資源、動員社會力量和控制社會矛盾方面，在攻堅克難和凝聚力量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效率往往比較高。中國歷史上許多朝代能在世界領先，新中國成立後很快奠定了國家發展的基礎，1978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決策正確並能舉國力辦大事。1978年以來，我國最大的比較優勢亦即核心利益、核心競爭力，就是始終不渝地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治國理政，應發揮好這一比較優勢。正因如此，習近平治國理政，特別注重並強調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和鞏固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地位。

　　補齊發展短板。優勢的反面就是短板。能舉國力辦大事，表明我國具有高度集中的權力，而權力過於集中而又缺乏有效制約，就易導致權力至上。一直以來，中國發展的最大短板，就是權力至上而又缺乏有效制約的官本位。中國社會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權力社會。在這一社會，權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級管制、缺乏制約；在這一社會，權力高於能力，關係大於能力。顯然，這種權力社會易扼殺人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嚴重阻礙著中國發展的步伐，導致中國發展的緩慢和落後。在當今中國，這種權力至上的官本位易導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危險。治國理政，應努力補齊這一短板。習近平總書記執政最鮮明的一個特點，就是努力補齊發展短板，大力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他強調要努力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短板，也是如此。尤其他提出的“精準扶貧”思想，更是如此。習近平的“精準扶貧”思想包括“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六個精準”是指“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和脫貧見效精準。” “五個一批”是“通過扶持生産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某些短板而提出的。可以説，補齊短板，是其治國理政的一條十分突出的經驗。

　　治國理政還要打牢發展支點。發揮“集中資源和力量辦大事”這一比較優勢，要求我們必須堅持黨政主導，注重黨政主導力量，在當今，同時還要注重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克服權力至上且權力高於能力的短板，要求我們既注重以自主創新為核心的創新驅動，又注重民主監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事實和本質特徵，就是把黨政主導與自主創新結合起來，且注重一系列基本的矛盾雙方的結合。由此，治國理政就必須打牢六大支點：黨政主導；市場支撐；人民主體（自然包含民族凝聚）；自主創新；二基結合；民主監督。這六大支點構成了習近平治國理政的六大支柱。習近平治國理政，特別注重打牢這六大支柱。他既注重使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協調並形成合力，如他強調要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凝聚人民力量，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係；又注重運用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一系列基本的矛盾雙方相結合、協調；也強調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由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走向創新驅動，推進“自主創新”；還強調民主監督，注重民眾參與。

　　四、哲學思維---頂層設計---凝聚力量

　　中央政治局就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了集體學習，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産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還指出，領導幹部要把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看家本領。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治國理政實踐中，特別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尤其是歷史思維、系統思維、辯證思維、戰略思維、創新思維和底線思維，來分析解決治國理政中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深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

　　習近平治國理政面臨的時代性課題，是如何在推進中國整體轉型升級過程中，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有效破解這一時代性課題，需要確立一種全新的哲學思維方式。這種哲學思維方式，在習近平那裏，可概括為“戰略辯證法。”具體來説，在中國整體轉型升級中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本身首先是一個戰略性課題。戰略性課題就需要運用戰略思維來分析。作為治理世界上超級型大國的我們黨的總書記，習近平特別注重以新興大國的戰略思維來思考問題。在中國整體轉型升級中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有許多矛盾需要有效解決，有許多關係需要正確處理，有許多難題需要積極破解。要做到這些，就需要確立辯證思維。由此，在治國理政中，就需要運用戰略辯證法。習近平是一位戰略家，在治國理政問題上，他特別注重從戰略上進行思考和謀劃，如他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等。他又是一個善於運用辯證思維來處理戰略實踐中遇到的各種矛盾關係，如對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闡述，對“四個全面”之間關係的論述等。

　　我曾講過，戰略辯證法，指的是在戰略謀劃和實踐中運用辯證法，或把辯證法運用於戰略謀劃和實踐中，在戰略中有辯證法，在辯證法中有戰略。戰略辯證法實際上要求確立歷史辯證法、創新辯證法、系統辯證法和底線辯證法。

　　戰略辯證法要求注重歷史思維。它力求把“戰略”和“辯證法”置於歷史發展過程中進行思考，戰略辯證法就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戰略辯證法，它既要求尊重歷史發展的客觀性及其本質，又要求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歷史必然性和歷史發展規律，還要求有效化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種種矛盾和關係。違背歷史思維的戰略辯證法是空洞的戰略辯證法。習近平關於中國夢的思想，關於中國道路的思想，以及對新一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理論與路線方針政策的論述，就是基於中國歷史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戰略上進行辯證思考且辯證處理各種矛盾關係的基礎上，而提出來的。

　　戰略辯證法既體現戰略思維，又體現辯證思維，它力求積極破解戰略中的種種矛盾關係。戰略思維，就是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長遠性的問題、關係進行科學謀劃的思維方式；它意味著時間維度上的長遠考慮，跳出眼前從長遠看眼前；空間維度上的全局謀劃，跳出局部從全局看局部；系統維度上的整體佈局，跳出部分從整體看部分；它致力於解決根本性問題，努力佔據發展的制高點，進而具有戰略定力。辯證思維，就是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注重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雙方對立的時候不忽視二者的統一，在注重矛盾雙方統一的時候不忽視二者的對立；注重全面、聯絡和發展地看問題；注重透過表象揭示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其哲學基礎就是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

　　戰略辯證法要求並體現創新思維。辯證法在本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內在要求推進創新。實現戰略目標必須注重創新，它是在創新中逐步實現的，缺乏創新，就無法實現戰略目標。戰略辯證法要求對事物做全新思考，對結構做全新調整，對活動做全新謀劃，進而尋找新思路，打開新局面，開創新境界，提升新水平。習近平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具有戰略性，它是實現我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關鍵，又具有辯證性，它要求我們必須辯證處理好黨、國家、市場、社會和公民之間的關係，還具有創新性，他是國家治理模式的一種創新。

　　戰略辯證法要求並體現系統思維。戰略是在把握事物的整體及其結構的基礎上確立起來的，缺乏對事物整體及其結構的把握，就不會有好的戰略思維，也不會有好的戰略理論與實踐；辯證法內在要求處理好整體與部分、結構與功能的關係，否則，就不是辯證思維和辯證法。習近平所講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四個全面”，就充分體現了系統思維。

　　戰略辯證法也要求樹立底線思維，即要積極主動與有效應對各種挑戰、風險和困難。凡屬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都要求凡事從壞處準備，積極主動應對，努力爭取最好結果。它意味著要樹立問題意識、危機意識、效果意識和邊界意識，遇事從容應對，牢牢掌握主動權。習近平所注重的反腐倡廉建設，所注重的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所展開的有積極作為的外交，就是注重從壞處準備，積極主動應對，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它既體現戰略辯證法，也體現底線思維。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從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一切都要從頭做起。這時，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要摸著石頭過河。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積累了一些經驗，而且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進入了各種因素和力量都要競相發揮作用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就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各項事業進行頂層設計。所謂頂層設計，就是精準研判實際，做出科學決策，確定正確理念、目標、思路和戰略佈局。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工作方針，是領導幹部的一種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習近平反映歷史發展和實踐發展新趨勢新要求，運用哲學思維，注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各個方面，對治國理政進行頂層設計。他提出的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就是進行頂層設計的結果。

　　頂層設計確定之後，凝聚力量實現目標是關鍵。在社會階層、利益主體、思想觀念日趨多樣化的情景下，更是如此。由是，習近平十分注重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共同價值觀、中國夢的共同夢想、外交戰略的合作共贏等，來凝聚力量，包括凝聚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從而為實現頂層設計提供了力量支撐。

　　五、黨政主導---市場支撐---人民主體

　　結構轉型，是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1978年以前一段時期，我們實行的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那時，雖然我國取得一些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整體效率還不是很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1978以後，我國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開創是從結構轉型開始的。1992年，我國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市場經濟的出現，逐漸打破了我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使中國傳統社會結構開始實行轉型，這種轉型，首要體現在市場力量在增長。隨著市場力量的生長，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使人民群眾的主體力量不斷增強。因為市場力量的生長，會不斷增強人們的主體、獨立、自主、平等、民主和參與意識，進而會使人們的各種訴求覺醒和增強。目前，人民的民主、參與程度的增強，就是人民主體力量增強的具體體現。隨著市場力量、人民主體力量的不斷增強，便內在要求政府轉變傳統職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且仍具有主導作用的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這樣，整個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會發生如下變化：即形成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構成的新型社會結構。這種結構，是我們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精髓。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注重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而且注重這三種力量之間的協調並形成合力。只有協調並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才能真正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相對優勢和影響力。實際上，1978年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之所以取得一些巨大成就，就與這三種力量的正確發揮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協調並形成合力有關。黨政主導力量，使我國能集中資源和力量辦成了許多具有國內外影響力的“大事”，大力發展了社會生産力，如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物質財富，發展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鐵，航空航天事業也得到快速發展，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市場力量，把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解放和發展了經濟生産力。人民主體力量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不僅體現在廣大基層勞動人民群眾為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做出了奉獻（如廉價勞動力成本的“紅利”和犧牲精神），而且也體現在他們是城市、農村及各行各業的具體建設者。沒有他們，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也不會有當今我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因如此，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提出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質，首要就是正確處理黨、國家、市場、人民之間的關係，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與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的正確發揮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協調並形成合力有關，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大量問題，卻與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未得到充分正確發揮及其不協調且未完全形成合力有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權力階層與資本階層的某些人相互勾結，既侵蝕了黨政權力，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又侵蝕、扭曲了市場機制，還損害了一些勞動人民群眾的利益；二是一定意義上存在著資本佔有勞動的現象，挫傷了一些勞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三是一些黨政幹部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導致一些群眾對某些黨政領導幹部不滿，甚至影響到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首要必須從這“三種力量”入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歷史使命和根本任務，就是要進一步激發這三種力量的正能量及其活力，並使其協調發展且形成合力。

　　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的協調且形成合力，是中國成為強國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三大根本支柱，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並擁有國際話語權的三大根本支柱，是建構中國話語體系並形成一種新型文明的基石、核心。建構起這種話語體系及其新型文明，就與美國的資本文明和歐洲的公民社會文明具有相對比較優勢，也是我們充滿自信的根本所在。由此，要圍繞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理論講好中國故事，建構中國話語體系，發出中國聲音，就必須集中圍繞黨政主導力量、市場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的協調且形成合力而展開。

　　正因如此，習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根本要求，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決不能動搖。由此，必須全面從嚴治黨（在他看來，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先治吏，治吏必先治權，治權必須全面從嚴）；還強調，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取向；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這意味著習近平抓住了治國理政的根本及其哲學精髓，由此也成為他治國理政的一條根本經驗。

　　六、把控方向---戰略定力---充滿自信

　　把控方向，主要指無論東西南北風，咬定青山不放鬆。具體説，就是在根本政治方向問題上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在習近平那裏，就是要堅定不移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在這些根本問題上，是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的。

　　正確的政治方向確定之後，要堅定不移地堅守，這叫做“戰略定力”。習近平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具有戰略思維和戰略定力。他注重對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問題進行科學謀劃。此外，他還致力於解決影響我國發展全局的“命運性問題”，如黨內不良作風和腐敗問題，在這方面很具有戰略定力。

　　習近平對確定的正確政治方向不僅具有戰略定力，而且充滿自信進而敢於擔當。他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國夢充滿著自信。他説，現在，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這一目標了，到2050年，這樣的奮鬥目標一定能夠實現；他對我們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也充滿自信。正因如此，他注重使用“中國”二字，如“中國夢、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聲音和中國話語”等概念。習近平也對自己充滿自信。在今天這個時代，特別需要懂行的專家來治國。現在，不懂行、缺乏職業素養的領導幹部也有。如果缺乏專業水準和職業素養，就容易把工作搞砸。因此，當今時代需要專家治國。當然，還應具有綜合的知識結構。既有專業水準，也具有綜合的知識結構，是今天領導幹部必備的素養。習近平同志愛學習、愛讀書，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比較熟悉，精通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同時對哲學、經濟學以及歷史有所了解，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比較喜歡。這是他充滿自信且敢於擔當的心理基礎和能力基礎。其實，作為治理這麼大的國家的黨的總書記，充滿自信且敢於擔當，對其治國理政是尤為重要的。只有充滿自信且敢於擔當，才會具有戰略定力，只有具有戰略定力，才能把控好政治大方向，也才能避免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