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軟實力的內涵並不“軟”

      文化軟實力是美國前國防部官員約瑟夫•奈提出的。他認為，軟實力的來源有四個方面，即制度、價值觀、文化和政策，實際上四者都可以歸屬於廣義的文化。表面上文化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任何一個國家在提升本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同時，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也是更為特殊和重要的。
       中國積極開展以中國語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廣活動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這樣的外交活動有助於展現中國文化魅力，消除他國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與戒備以及樹立一個文明的、負責任的、值得信賴的中國形象。近來美國《混合語》雜誌不斷曝料：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後加緊了對第三世界學術界的滲透，出鉅款讓一些人宣傳推進全盤美國化，打壓第三世界那些保護和振興本民族文化的人。

冷戰本質上就是一場文化戰爭

      戰後美國文化強勢進入歐洲，包括西歐和東歐。但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一致致力於維護本國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國為甚。法國堅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對將視聽産品納入世貿組織貿易規章制度中。法國為此對歐洲各國進行不懈的遊説，終於使得1993年歐洲議會採納了“文化例外”原則。
       今天，應對從文化冷戰到文化熱戰的重要方式就是進行文化戰略的研究。中國也開辦了孔子學院和語言文化學院，希望有3000萬甚至3億的外國人都來學漢語。然而比起周邊日、韓政府目標明確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國的文化政策層面卻顯得氣象不足且特徵不夠鮮明。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們需要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們知道什麼是最中國的、最優秀的、最能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麼是全球市場；知道誰在消費中國，誰在了解中國，否則很可能將導致文化生産過剩或者錯位。

文化如何擴大影響，值得深思

      文化傳播機制是一個大問題。美國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從1996年開始，美國的文化産業已成最大的出口産業。美國的文化産業已經佔美國GDP的25%左右。面對美國文化三片齊下的文化戰略，中國文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處於“失聲”狀態。
       中國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僅僅停留在號召意義上，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模倣層次上，必須批量生産，規模推出文化精品，這就需要市場的投入。但文化市場也是個難題，因為中國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場，懂市場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場，懂市場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新世紀亞洲各國正在爭奪文化話語權

      新世紀亞洲格局的重組，表現之一是話語權的爭奪；中國的四大發明遭遇挑戰，説明文化軟實力關係當代中國的文化安全，要走出誤讀與妖魔化中國的怪圈。亞洲正在崛起，其動向大致有三：一是韓國宣佈將在全球一百個地區開辦“世宗學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設“日語學習中心”欲與中國的“孔子學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輸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龍象之爭”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籌。
       東亞崛起的文化格局預示著當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轉折：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為文化競爭，或者説那種可見的國力“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我們更應該關注新世紀文化戰爭與中國文化安全問題。在我看來，經濟增長是重要的，但比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中國文化的地位在亞洲遭遇質疑

      東亞各國對中國19世紀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對20世紀以降的文化充滿隔膜，有意誤讀甚至敵視。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時，在文化方面卻沒有跟上。20世紀後期，亞洲各國在經濟上、政治上爭大國話語權，而且在文化上爭首發權成為亞洲文化的新動向。近些年考古學界出現的幾個重大問題，表明所謂“遠東”各大國在“四大發明”和亞洲歷史問題上出現了話語權力之爭，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實際上，全球化中的“文化爭端”是“文化衝突”的先兆。
       日本的考古學家藤村新一連續通過所謂的考古發掘，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進到了60萬、70萬年；韓國申遺“端午祭”以後，一些學者提出若干違反歷史的論題等等，不一而足。這種掠奪中華原創文化為己有的民族主義成為對中國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戰，也讓中國文化走向海外面臨了更多的危機和障礙。

中國的文化安全面臨不小威脅

      今天中國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國內的和諧，一方面則依靠國際形勢的穩定，但是中國所面對的世界正以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們。
       身處當代世界之中的中國，其未來處境並非可以高枕無憂。正是因為中國內部發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國論”——日本最早提出然後得到美國的附議，而在21世紀初被李登輝加以系統化。以七國論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國等西方現代國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國分裂論，使得中國面對的國際形勢變得空前複雜。
       在面對這些分裂輿論的同時，一方面中國應加強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設，建立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另一方面也應通過大規模的輸出有力回應各類分裂輿論。科技、制度的並軌階段都將過去並成為常態，構成我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檢視衝突進而化解衝突，這種工作應由未來的思想家、學者、知識分子去做。

      中國文化正在成為國際上受尊重的文化實體，並由東方向西方傳播而成為人類新的文化感受方式。大國崛起不是民族性口號和單一的願望，文化創新和可持續輸出是大國崛起的重要軟實力地基，同樣是消除“中國威脅論”獲得大國文化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中國的崛起需要豐厚的文化資本

      法國當代思想家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將整個社會資本分成三個資本域，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就“經濟資本”而言，每個國家都可以用GDP來量化。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有一條很重要的統計信息：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遠遠領先於世界其他國際經濟體，佔世界經濟的25％左右，1820年的時候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2.9%。到199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1.5%。到20世紀後期，從1952 年到2005 年，僅僅53年,中國的GDP增加了20倍。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英國,2008年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
       中國在掉下低谷後已經走上了復蘇之路。這種復蘇使得中國的身份變得空前複雜。一會兒是“中國落後”、“第三世界”、“中國的環境污染”等，一會兒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威脅”、“中國分裂”等。我堅持認為，關鍵問題不在於我們的科技經濟，軍事崛起，而在於我們的文化身份不清。這就説明中國的“文化資本”還不豐厚，需積極進行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的積累和創新，通過經濟崛起與文化創新共同提升中國新世紀大國地位。

消除中國威脅論更需打出文化牌

      在西方現代性統治世界的近200年間，中國在古今中西四個維度之間擺動，或認為自身歷史悠久，或崇拜現在的西方。人們一方面在忘記中國自身的傳統，一方面對西方這一他者總是霧裏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學習並沒有獲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內在特性，反而往往通過西方抹去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文化在新一輪文化競爭中有可能處在不利的地位。事實上，文化殖民、語言殖民、精神生態失衡是當代最大的文化病症，這種病症造成了國人的文化自卑主義和文化失敗主義情結。
       我們必須冷靜思考人類的未來是否可以將東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來，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消除文化誤讀，發現差異性文化之間的心靈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體創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氣著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生態失衡問題，讓人類告別戰爭、瘟疫、罪惡，走向新世紀綠色生態的自然和社會。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岳川>>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