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面臨的是雙重的歷史任務，一是傳統的任務，即清王朝崩潰後如何重建中央集權制國家，二是向現代化轉型的任務。蔣介石將民初以來軍閥割據的局面進行了初步的整合，使國家實現了鬆散的統一，這是他的重要歷史貢獻。但蔣介石還是個中世紀的領袖，而非現代性的領袖。作為革命家，他雖然沒有以帝王自居，但卻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雖然他的理論體系中也存在過向現代民主轉型的觀念，但始終沒有實踐。就事實來説，他就是一個威權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國共對決，國民黨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蔣介石解決不了曾國藩以來的私兵制度，無法真正統一指揮，不能不讓位於解決了私兵制度、更有朝氣的中國共産黨；沒有低層社會翻轉的依託，蔣介石就沒有滿意的輔弼之人，缺乏謀士良將，再加上他暴躁的個性，城府不深，缺乏謀略，也很難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領袖。
已故的黃仁宇先生是歷史學前輩大家，他的遺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雖然寫作于蔣介石日記開放以前，只是看到其他著作轉引的部分日記，但仍頗顯卓見遠識。他責問以往相關的歷史作品説：“要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及他們的接班人所走路線全屬錯誤，所做工作又彼此對銷，則何以中國尚能生存至今，而且從1920年間至1990年間尚有顯著的差別？難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負因素作祟？”也就是説，在黃仁宇先生看來，中國歷史在蔣介石和毛澤東時代，都犯了很多“錯誤”（姑且叫錯誤，因為許多人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但他們仍然對歷史的前進有所貢獻。筆者非常贊成黃先生的觀點，筆者一直認為，對立的雙方往往是相生相剋，相輔相成的，社會是在新陳代謝中前進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進步，也有一代人的問題，因而形成更新和淘汰。蔣介石是個失敗的豪傑，但我們今天讀史，不可以成敗論英雄，而是要理解他在中國歷史前進運動中的地位。歷史學家不必黨同伐異，我們只是希望理解歷史究竟是如何前進的。
既然要從大歷史的角度理解蔣介石，當然難免見仁見智，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只是從學術的角度，就黃先生書中的部分見解進行商榷、修正和補充，以盡後一輩學者的責任而已。
黃仁宇讀蔣介石的日記，認為“有帝王口氣”
聖賢還是真命天子？
蔣介石在1936年11月10日日記中自述：“從前只以豪傑自居，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頗欲以聖賢自期，不復以豪傑自居矣。”黃仁宇先生書中引文作“以聖賢自責”（第115頁），並認為“蔣介石從未自承已為聖賢，並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願意做聖賢。所以自責者出諸外界要求”。但原日記係“自期”，不是“自責”，含義自然不同。蔣寫下這句話時，除紅軍江西失敗後到達陜北的殘余部隊之外，當時中國各地都已在名義上歸附中央，他自感已經為統一中國的大業奠定了基礎。
本來從大歷史的角度，不必糾纏這類細節，黃先生在本書中的細節也似嫌過多，而大歷史的解讀則有所不足。
從這段日記，我們看到蔣在思想上仍是一位很傳統的政治領袖，跳不出豪傑和聖賢的範疇。根據蔣介石1931年日記後面記錄的回憶：“余自覺民國三四年間進德不淺，悔悟昔非而今是，王陽明、曾文正全集、胡文忠全集，研究至再，頗有心得，甚至夢寐之間，亦不忘此三集。”自此，蔣介石讀書非常勤奮，涉獵古今中外名著以及《聖經》，但讀得最多的，還是儒學經典和後世大儒著作。我們再舉一則日記，説明蔣介石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微弱。1940年3月18日：“顏習齋先生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余則改：‘安天下之道為：重考核，整紀綱，裕民生，而富天下之道，乃改為開礦，均田，興電力，至於強天下之道則無異議也。’”當時社會各界正在呼籲實現憲政民主，蔣介石本人也曾表示要“還政於民”，但終究還是維持了一個傳統的威權統治。
蔣介石不僅以聖賢自期，黃仁宇先生在引用了蔣介石1930年4月11日的日記後也認為“有帝王口氣”（第75頁）。顯然，黃先生讀到的蔣介石日記摘錄，回避了一些內容，根據現在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作為革命家的蔣介石雖然沒有以帝王自居，但卻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這與以真命天子自居並無根本區別。這類言論，在日記裏常常出現。這裡略舉幾例：
1931年7月1日：“安危無從捉摸，此時惟有信心，為國為民做去，實行三民主義以救中國之外，再無其他妙法，故自信，惟有餘乃能救國家之危亡。如天不亡中國，則不能離三民主義，亦不能使中正敗亡也。”
1931年8月24日：“天如不亡中國，惟有餘一人，方能負此大任也。”
1935年3月31日日記中書寫的格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這句話我們現在可以在故宮乾隆皇帝的臥室裏看到。
1948年2月8日日記記錄他對張群説：“須知吾人始終立於革命地位，中華民國今日之基礎不在政治與軍事之有否實力，而全在於余一人之生死存亡如何，只要余生存一日，則必能保障國家之生存。”
我們在這裡強調蔣介石的天命觀念，並不是要據此否定蔣介石，或對蔣介石進行批判，那是政治理論家們的事。作為大歷史的分析，是要讀者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還十分嚴重，對於一位反對封建帝制的革命者來説，也不能倖免。這是時代！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理解時代的特徵。黃先生讀到的日記不是全貌，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是他的過錯。他已經充分認識到，蔣介石還是個中世紀的領袖，而非現代性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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