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國家為促進資源型地區的科學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資源型地區環境生態惡化、勞資關繫緊張、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等問題依然突出，特別是私挖濫採和礦難在一些地方屢治不止，令人揪心和痛心。據統計，我國百萬噸産煤死亡率是印度的10倍，俄羅斯的12倍，南非的30倍，美國的100倍；我國的煤炭回採率平均只有30%，不到國際先進水平的一半。這不僅毀壞了資源，破壞了資源型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嚴重影響著資源型地區乃至國家的形象。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打擊私挖濫採、治理礦難等問題上的態度是堅決的，措施是嚴厲的，包括從經濟賠償到關井停産、從行政處分到刑事處罰等，但實際效果卻差強人意。究其根源，我認為，根本在於礦産資源的物權屬性定位不準，相關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我國憲法規定，礦産資源歸國家所有。但《礦産資源法》只明確“國家實行探礦權、採礦權有償取得的制度”，沒有將礦産資源本身確定為有價值的商品，致使國家對礦産資源的所有權形同虛設。礦主採挖礦産資源，向政府繳納一定稅費後，銷售的所有收入均歸自己所有，沒有體現國家所有權中的收益權。而且，礦主通過有償取得的只是探礦和採礦的使用權，沒有有償取得礦産資源的佔有權，礦主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關係不密切。因此，不少礦主特別是小礦主“能挖一天算一天”，為了多挖一天，就四處尋找“保護傘”，很少把鉅額收入用於安全生産、改善勞資關係、改善生態環境等方面。

　　礦産資源非人類勞動所創造，雖不具有價值，但具有價格，其價格高低取決於自身的效用大小和供需狀況。礦産資源是具有價格的物，具有商品屬性，存在所有權、使用權和流通性。礦産資源不同於土地資源，土地資源可以重復利用，而礦産資源不可再生。土地資源可以作為用益物權實行有期限的出讓、轉讓和出租，但礦産資源只能一次性出讓和轉讓。因此，“探礦權、採礦權有償取得”的制度設計是不科學的。

　　我建議：

　　一、實現資源管理型向資産管理型制度的轉變。一是在明確國家對礦産資源所有的前提下，通過一級市場由政府公開招標出讓探明的礦産資源的所有權，改變目前礦主為申請人與礦産資源主管部門（代表國家所有權人）兩者之間的申請、審批、登記、發證等關係，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申請人僅繳納相關費用的現狀。二是開放礦産資源交易的二級市場。事實上，現在鄉鎮級礦的産權私下交易很頻繁，90%以上的鄉鎮礦登記産權與實際不符。應建立礦産資源運行的市場機制，使礦産資源能夠根據其內在價格自由出讓和轉讓。政府主要對礦産資源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無須過多地在有形市場中運作。

　　二、構建和完善礦業權和礦産資源有償取得制度。在礦産資源變為資産的前提下，把探礦作為國家責任，所需費用從國家出讓礦産資源的收入中補償；在法律中設定採礦權，作為國家對礦産資源的行政管理監督手段。用“礦産資源有償出讓”替代“探礦權和採礦權有償取得”。

　　三、明確礦産資源所有權人的義務，維護國家資源所有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針對礦産資源開發利用可能造成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應明確礦産資源所有權人應當履行的保護環境和礦産資源、安全生産等義務及其應達到的標準，並作出在技術上能夠量化、在監督中便於操作的具體規定。可借鑒英美等國的做法，以標準合同的形式在礦産資源所有權上設定政府的環境保護、污染治理和節約資源的權利，並規定隨礦産資源所有權的轉讓一併轉讓給下一個受讓人，減少礦産資源所有權人採取機會主義行為和進行逆向選擇的動機，控制道德風險和礦産資源開發的負面效應，使礦産資源所有權成為“綠色物權”，確保“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得到落實。

責編：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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