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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年底,跟習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隊的知青王燕生當兵走了。其後,不斷有知青離開。
返城的閘門打開了。1971年,國家開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幹、招生、徵兵。每年有千余名知青通過這些方式離開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1973年,習近平試圖叩開返城的大門,他希望上大學讀書深造,畢竟讀書是他最大的願望。
這年,習近平和武暉一同去縣裏參加了考試,習近平選擇的目標是清華大學。當時錄取的方式是考試加推薦,家庭成分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
習近平遭到了清華大學的拒絕——他是“黑幫子弟”。武暉的大學夢也破滅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師範學校。這個受北京知青影響,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農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幾個月才緩過勁兒來。
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學,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習近平一個人了。
1975年,清華大學分配給延安兩個名額,全部給了延川。習近平再次有了報考的機會,他三個志願全填寫了清華大學。
“你讓我上就上,不讓我上就拉倒。”他認定清華大學了。
縣裏將習近平報了上去,但是一觸及敏感的政治審查,延安地區負責招生的人猶豫了,清華大學招生的人也猶豫了。
這時,習仲勳下放的洛陽耐火材料廠出具的一份證明,衝開了那道看起來似乎難以跨越的“政審關”——“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
再沒有爭議了,習近平被清華大學錄取了。
開學的日子近了,可習近平依然在忙大隊裏的事。一天,石春陽來找習近平,習近平與他談了大隊黨支部書記的人選問題。
“隨娃,我要上大學走了,支書誰當?”
“這個事難説,大家選誰是誰。”
“你可以當。”
“我不行,當不了。”
“你咋當不了?我以前也沒當過,現在不是當得挺好嗎?”
“我怕我當不好。”
“你還沒當,咋就知道當不好?”
顯然,石春陽是習近平心裏的合適人選。
幾天后,習近平召集黨員開會。會議快結束時,他説:“我快走了,下一任支書誰來當,咱們得選。我推薦隨娃當。”
接著是投票,每人發了一張紙條。紙條上,大家都寫的是“隨娃”。
石春陽説:“這個結果,其實不是因為我有多好,而是我們村裏人信任近平。他推薦了我,大家才選我。”
離開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習近平召集社員開了個座談會。石春陽至今還記得他説的話。
“我來咱梁家河這七年時間,學會了很多東西。咱梁家河的群眾無私地接納我、幫助我,讓我在這裡步入社會,入團、入黨、當村支書;我從這裡出發,返城上大學。梁家河給我的一切,我一輩子都不會忘。”
習近平説:“要當好一個村的領導,必須一碗水端平。群眾最講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錢的事,你處理得不公,群眾也不答應;十塊錢的事,你處理得公道,群眾也不會有意見。無論大事還是小事,該咋辦就咋辦。”
他把頭轉向石春陽,説:“隨娃,梁家河以後要發展,你必須起模範&&作用。你是年輕人,當支書以後,要多動腦子,多思考問題,還要多聯絡群眾,這樣工作才能做好,支書才能當好。如果處理問題不考慮群眾的感受,支書也當不好。”
1975年10月7日是習近平離開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鄉親們拉話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較晚。當他早晨推開門走出窯洞時,看到院子裏、道路旁站滿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來了。大家手裏拿著紅棗、小米,默默地站著。他的眼淚一下子流了出來,這是他第一次當眾流淚。
人群裏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來。一位老婆婆拉著習近平的手説:“你在這兒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別忘了我們呀……”
習近平流著淚説:“你們對我這麼好,我不走了,就在這兒紮根一輩子!”
“你快走,你上了清華大學,以後我們有條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飯了。”一位“小夥伴”向他吼叫。
這天,村子裏的人都沒有上山幹活,他們排著長隊為習近平送行,一直送到十多裏外。梁玉明、石春陽、張衛龐、呂侯生等12個人步行40多裏,和習近平一起來到延川縣城。
晚上,大家住在呂侯生的三伯呂能勝在縣百貨公司的宿舍裏。
10月8日,他們到照相館照了一張紀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錢,大家湊齊了這筆費用,堅持不讓習近平出。照片中,習近平坐在前排當中,臉龐瘦削,外衣的扣子一絲不茍地扣著。
梁玉明一直把習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車……
多年以後,習近平對梁家河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
在他看來,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捩點。因此他説:“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
在他看來,梁家河是一所學校,他在這裡收穫很多。他説:“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在他看來,艱難困苦能夠磨煉一個人的意志。他説:“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鍊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幹?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這個對人的作用很大。
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他説:“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惘、徬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陜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
他説:“當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這裡。”(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