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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梁家河到文安驛,一個來回30多裏,社員買日用品步行去一次得花大半天時間。這個事一直讓習近平惦記著。梁家河普及沼氣後,他就謀劃著給村裏人辦更多的事。
村子裏有人會鐵匠手藝,習近平想:“何不讓他發揮特長,服務村民,為村民打農具、修農具?”於是,梁家河蓋了一間打鐵的“小車間”,成立了鐵業社。
按習近平的謀劃,鐵業社實行定額管理,完成定額任務後還可獲得提成。鐵匠和農民一樣記工分,免費給社員修理農具,額外製造的農具可以賣給縣裏的農副産品公司,增加集體收入。
這樣做的好處也看得見,社員需要農具,不用跑到文安驛,直接到鐵業社來就可以了。這方便了群眾,降低了成本,節約了時間,讓農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據文安驛公社的一份統計報表顯示,1974年這個鐵業社共打制農具1500件。
按照這個路子,習近平想出了許多發展的點子。
他召集村裏人開會,説:像煤油這種生活必需品,我們完全可以把文安驛供銷社的東西拿一部分回來代銷,然後再按單子定期跟他們結算。
大家一想,是這麼個理兒。一兩個人用毛驢車去文安驛拉回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裏那麼多人來回奔波。“近平的話説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大家覺得這是個好辦法,都盼著儘快辦成。
於是,梁家河很快就有了代銷店。這個代銷店基本備齊了社員需要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鹽、糖果等等。
按當時的管理體制,鐵業社歸縣農副産品公司管,代銷店則歸縣供銷社管。“跟這些國營單位打交道,建立業務上的聯絡,我們村裏人想都不敢想。”石春陽説,“都是近平去聯絡的。別看近平當時只有21歲,他這個人,心裏裝著老百姓,又有一股闖勁。他克服困難,最終還是把事情辦成了。”
對政策的把握,習近平很嚴謹。鐵業社給村裏人打農具、修農具完全免費。代銷店也是非營利性的,先跟供銷社賒賬,把東西批發回來,原價賣給社員,一分錢都不賺,為社員的生活提供便利,這與當時的政策也不抵觸。
“近平讓鐵匠打理鐵業社,讓有文化、會算賬的石風蘭管代銷店,兩人掙工分,不用下地幹活。”石春陽説。這是一個明白賬,表面看幹農活的少了兩個勞力,實質上是用兩個一般勞力,換取了更多的勞動力。這一減一加,既促進了生産,又給社員辦了實事。
接著,習近平在梁家河又先後辦起了縫紉社、磨房、菜園。
磨房的鋼磨是習近平用三輪摩托車換來的。這輛摩托車是北京支援延安的,延安把它分配給延川,延川縣又作為獎品獎給了習近平,還有一輛吉普130工程車獎給了孫立哲。人們沒有想到的是,習近平覺得三輪摩托車不實用,就設法換成了鋼磨、手扶拖拉機。
讓人們感受最深的還是磨房建成後帶來的好處。
以前村裏人都是用石磨磨面。毛驢拉磨,一個人又得用笤帚往磨眼兒裏面掃,又得忙著羅面,費時費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機器這東西厲害,一百頭毛驢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機帶動的磨面機,只需要一個人來操作,就把整個村子磨面的活兒都幹了,又快又好。“這樣,人力解放了,連毛驢也解放出來了,這些解放出來的生産力,都可以投入農業生産中。”石春陽説。
那個年代,農民靠工分養活自己。工分就是錢和糧。梁家河辦起鐵業社、代銷店、縫紉社後,工分就變成“虛擬貨幣”,社員可以用工分換衣服、農具、日用品,甚至可以對衝抵賬。這種內部搞活,對缺錢的群眾來説,無疑是十分便利的。
還有一件事讓鄉親們唸唸不忘——習近平帶領社員打了一口甜水井。
在陜北農村,人們通常在河邊挖個滲水坑作為飲用水源。這樣的滲水坑當地老百姓叫“泛水井”,人畜共用,很不衛生。要命的是一旦山洪暴發,泛水井就會淤滿污泥,村民無水可吃。習近平跟村民商議,在村子中央一塊較高的地方打一口水井。梁家河人回憶説,井挖到一米深的時候,需要人下去,習近平每次都搶著幹,井挖好之前他就沒穿過乾淨衣服。
現在梁家河家家戶戶使用的自來水,就來源於這口井。
梁家河很多人不識字,只知道受苦。習近平引導大家從武暉身上看知識對於一個人産生的影響。
在支部開會的時候,習近平説:“咱們大隊像武暉這樣想學習的人可多呢。年輕人如果不識字、不學習,以後是沒有出路的。我們辦一個掃盲班,把大家組織起來學習吧。”
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家的擁護,社員們都積極參與。掃盲班很快就辦起來了。習近平跟大家約定,晚飯後和下雨不出工的時候,就是掃盲班的上課時間。
習近平做了一些卡片,在上面寫上簡單的數字,如一、二、三、四……,從認識這些數字開始,逐漸教一些常用漢字,如大、小、多、少、前、後、左、右……,等村民把這些字學紮實了,再教更多的字。他的目標是讓每個梁家河人都認識最常用的漢字,越多越好。
“拉話”也成了課堂。説到中外歷史、人文地理,習近平是主講;拉起趣聞逸事、民間傳説,社員當主講。
“你別小看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濟濟,給他們場合,給他們環境,都是‘人物’。”習近平説,“他們有很多讓我敬佩之處。”在梁家河,許多人就是從那時開始喜歡上了看書。(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