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中國正在發生哪些深刻變化

新聞頻道 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 2016年11月15日 20:4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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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作者：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公方彬

　　十八大以來的四年間，中國正在發生且繼續發生著三大變化，又是這三大變化，影響和決定著黨、國家、民族，以至我們每個人的未來。

　　第一、黨內政治生態發生變化

　　在過去很長時間裏，全黨乃至社會一再詬病，黨內出現信仰失重、行為失規、道德失范、心理失衡。表現出來的就是權力尋租比比皆是，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這些身處高位的高級領導幹部走向墮落。

　　十八大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嚴治黨，採取“定規矩，懲姦惡，揚正氣”。或者説，“上樹信仰、中立價值坐標、下劃紅線”，已經和繼續改變著黨內政治生態，因此改變著黨的走向。

　　政治生態的改變是最根本的改變，只有生態優化，才能跳出歷史輪迴，比如避免反腐成為“割韭菜”。從黨內建設情況來看，正能量迅速凝聚，在“不敢腐”已經化為現實的同時，保證“不能腐”的制度不斷完善，不斷推進，支撐“不想腐”的精神和價值追求開始內生。由此斷言，黨內政治生態的“拐點”已經到來。

　　當然，新的政治生態的形成，其意義和價值決不限于反腐，關鍵是由此而來是，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心態、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的改變。不良的政治生態，會讓集團內的成員凡事朝著于己有利的方向走，同時忽視甚至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良好的政治生態與此相反。

　　可以肯定，只要堅持做到“不忘初心”，尤其把“初心”全面落實于每個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的行動，黨的執政能力一定得到不斷加強，黨建就進入一個新的良性循環。

　　第二、社會人文生態發生變化

　　黨風決定政風，進而影響民風。因為政治生態的變化，而越來越深刻地影響乃至改變著社會人文生態。而人文生態的改變，一定反作于政治生態，二者互為動因，相輔相成。

　　改善或改變著的人文生態內含哪些要素？包括：精神世界重構，價值追求調整，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厘定。這些要素所以帶有根本性，在於其奠定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基礎，構成的是一個民族的人文性格。所以，人文生態的改變，註定深刻影響乃至決定著中華民族的動力基礎和前進方向。

　　認定人文生態已經和正在發生著改變，可以從“官本位”觀念的變化看出。中國歷代王朝從沒有真正解決過權力腐敗問題，根源於沒有解決官員的“形而上”，也就是沒有提供現代政治觀基礎的精神世界與價值追求。既然“學而優則仕”，“千里當官為了吃穿”，“一人當官雞犬升天”……，那麼，等級利益就是官員乃至全社會的動力系統，甚至是原動力。

　　歷代王朝一再強化“官本位”，“權力通吃”現象産生出來，由此導致體制內關繫緊張，同時造成社會矛盾與階層衝突，更根本的是扭曲大眾的價值追求。為什麼聰明的中華民族原創性如此之弱？一定與“權力通吃”扭曲民眾價值追求有關。當官可以獲得一切，怎麼可能有人醉心於科學文化的創造？沒有文明創造力，一個民族就沒不可能立身於人類文明的制高點起引領作用。

　　其實，再偉大的政黨，再強有力的政府都無法滿足人的無度慾望，過度調動人的慾望，必然是經濟成果越豐碩，社會矛盾和衝突越多越激烈。沒有實現精神和物質的平衡，人註定永遠處於痛苦之中，且不能自拔。

　　習近平引導社會是以系統工程展開。他“上樹信仰”，強調“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這種對信仰的高度重視，清晰反映在紀念建黨95週年、長征勝利80週年講話和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中。他規範權力邊界與官員行為，要求“官商交往要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背”，“想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想當官”……這些思想理念已經在化作制度，直接影響了官員以致民眾的價值觀，進而形成超越歷史的新人文生態。

　　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為利益而來的官員正在擠出“官場”，當官員普遍確立新的價值系統，官場生態凈化，社會人文生態改善，中國的科學技術繁榮，經濟的良性發展才擁有了堅實基礎，中華民族也便具有了引領世界的能力。

　　第三、中國參與世界的生態在變化

　　中國曾經是大國強國，但近百年來已經遠離世界中心，鴉片戰爭是轉捩點，此後每況愈下，久而久之造就出“弱國心態”和行為方式，有時與世界格格不入。這實際上也是我們所處的國際生態。

　　如果把所處的國際生態作出區別，自1840年來的一個半世紀中，我們存在過三種狀態：從“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林則徐，到新中國成立，中國人眼裏的世界是模糊的，真正有世界高度和世界眼光、世界胸懷的人是極有限的。即便林則徐，當時也認為英軍的腿不會打彎，只要用竹桿撥倒就爬不起來，他甚至要求官兵民眾大量準備污穢之物，以此應對英軍槍炮進攻。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有了“兩彈一星”，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這些成就讓中國人産生了難得的自信，一定意上是讓一個長期跪著的民族直起了腰板。當然，由於仍然缺少對世界的真切了解，同時缺乏國際思維，我們還是走了彎路。比如參與國際共運期間，存在著理想高於現實，激情重過理性，在自己吃不上飯的情況下，仍然試圖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世界人民”。對世界嚴重不了解下的革命熱情，註定是悲劇。

　　改革開放到十八大前，鄧小平主導和延續鄧小平路線的中國，開始打破閉關鎖國，更多人走出國門，開始明白“世界原來是這個樣子”，又因為知曉了世界，而奮起直追，終於有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成就。概括起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讓國人了解世界，努力縮短先進國家的差距。這個階段的國家和民眾參與世界，帶有被動性和有限性。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不僅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且有一系列舉措伴隨，包括“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也包括G20會上提出的“中國方案”。目標與行為，或者説參與世界規則制訂的中國，是把全國人民作為主體，既然是主體，就一定有獨立思考，就一定是自己在觀察世界中作出判斷。長此以往，必定塑造出成熟的大國國民，進而讓中華民族具備引領人類文明前行的能力。

　　這才是中國實現大國崛起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