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我的愛人是同時來到北京的,她在中戲的導演係,我在電影學院導演係。北京的生活跟我們想象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你要租房子,租房子面臨著你要有經費,那麼當時我們確實囊中羞澀,所以我們就租了一個大概六平方米左右的一個防震棚。蜂窩煤我以前沒怎麼弄過,稍不留神就黑,外邊是零下十七度,屋裏最少也得是零下十二度。但是,我們兩個人度過的這段日子裏,我們特別快樂。”
“《結婚十年》裏頭好多的場景都是我們在生活裏頭直接面對的,而且我覺得那些東西是挺有質感的,早上起來都得拿著開水去一點一點把外面凍的水龍頭給化凍。一幫同學,每一天或者隔一兩天就會出來聚一次,大家湊錢,湊五塊錢,就按五塊錢的標準吃,湊十塊錢,就按十塊錢的標準吃,就大家湊在一起,然後誰解決啤酒,一人來一杯啤酒,就完了。就暢談理想,暢談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拍的戲,就這個過程裏頭,我覺得特別快樂。”
我從小就有一個壞毛病,喜歡跟人講故事,老怕自己記不住,所以就喜歡跟人白活,白活完了,人家説你這一句根本説得不對,我説真的不對嗎,那我再回去看看,第二遍我肯定能説準,也就永遠記住了。導演,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對生活有沒有質的理解,或者説你有沒有透徹的表現力。
我的夫人長得很漂亮,當年長得很漂亮。1991年的時候,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有一個美國人,可能是華僑,可能是富二代,比較富有的一個人,可能喜歡上我的夫人了,然後有一天就托一個人來跟我談判,就説高希希,我找白玉這麼長時間,她理都不理我,就説她已經有愛人了,他説你沒結婚啊。他説我能不能給你三十萬美金,他説你把這個事放棄啊,我當時想了一下,其實心裏也打了一個盹,因為我們每天面對的都是窘迫的經濟狀態,其實那三十萬對於我來説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是為了某種理念,我還是很硬氣地説了一句,我説這個錢應該不屬於我,我説如果白玉要是願意,我説這個錢你應該給她,它應該屬於她,我説我只有一個份——離開。結果説完以後,他就覺得沒有戲了。
在那麼多誘惑面前,她還堅韌不拔地跟隨我到今天,我覺得也是一份感激,於是有了《結婚十年》。當時給我劇本的時候,我一打開,就好像翻開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只跟陳建斌和徐帆倆人説了一句話,我説你們兩個人只要演得像兩口子,這個事我就能保證它能成,能感動他人。>>>>>[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