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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本由三聯書店與日本平凡社在中日兩國以聯合出版、同步上市的方式推出的《魯迅箴言》中日雙語版將與中日讀者見面。
今年適逢魯迅誕辰130週年,5月31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日本平凡社、北京魯迅博物館共同舉辦了“《魯迅箴言》中日雙語版出版座談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日本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中心參讚臼井將人、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劉伯根以及中國魯迅研究界學者、中日出版界代表等60余人與會,共同就魯迅誕辰130週年、中日文化交流、出版合作等話題展開了討論。
中日出版人共同紀念魯迅誕辰130週年
2010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魯迅箴言》一書,該書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多位魯迅研究專家精心編選,收錄了魯迅關於人生體驗、讀書作文、歷史、國民性等方面的言論,較為全面地呈現了魯迅思想的面貌。該書上市之後,成為當年的暢銷讀物,受到多方好評。
2010年5月,日本平凡社前任社長下中弘一行到訪三聯書店商談出版交流合作事宜。鋻於魯迅曾深刻影響迄今為止的數代日本知識分子和普通讀者,平凡社當時就對《魯迅箴言》表示了濃厚的興趣。經過商討,雙方決定於2011年,魯迅誕辰130週年之際,在中日兩國以聯合出版、同步上市的方式推出《魯迅箴言》中日雙語版。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魯迅箴言》中日雙語版終於付梓,並將同時與兩國讀者見面。雙語版的日文部分由中日兩國年輕學者擔當,並由日本著名翻譯家審訂。此外,本書還特邀著名設計師原研哉擔綱平面設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亦專門撰文深情推薦本書。
對於《魯迅箴言》在中日兩國的出版,平凡社總編輯下中美都女士説:“我深信,在容易受快餐式信息蒙蔽的當今時代,兩國能夠共同打造這本富有價值、值得珍愛的書,能夠使我們閱讀同一經典、擁有廣闊視野、在人生各個階段深入思考人生意義的書,是難能可貴的機會,並能為未來帶來無限豐饒的可能性。”三聯書店總經理樊希安認為:“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價值觀多元化的時期,人們有時會感到迷茫、困惑。當下出版魯迅的最大意義就在於為人們提供思想的力量,保持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的能力。”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楊陽則表示,我們要紀念的不是一個被臉譜化、符號化的魯迅,而是一個鮮活的、在當下仍有巨大影響力的魯迅,以箴言形式呈現魯迅強韌的思想結晶並在中日兩國廣泛傳播,兩國出版人的這一行動是紀念魯迅誕辰130週年最好的方式。
大江健三郎深情推薦
座談會上,三聯書店向北京魯迅博物館轉贈了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專門為《魯迅箴言》中日雙語版寫的親筆信,他在信中説道:
“魯迅的一篇篇小説、隨筆是世界近現代散文之王,選取一行行就成為最好的詩集。
我要從森林中的村莊去城市學校的早晨,母親默默給了我一本魯迅的短篇小説集。第一次回鄉探親,被問:讀了《故鄉》嗎。
就這樣我與文學相遇,學會在社會中生存的基本態度。這是我迄今經歷的最不可思議的幸運。”
出生於1930年代的大江健三郎對魯迅作品的熱愛代表了大半個世紀以來數代日本讀者的心聲。在日本,魯迅獲得的廣泛閱讀和深刻理解是其他外國作家所難以比擬的。最早的魯迅全集不是在中國,而是1936年在日本出版的《大魯迅全集》(中國最早的魯迅全集于1938年出版)。日本語文課本一直收錄魯迅的作品。魯迅曾為二戰後日本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在好幾代日本知識分子和普通讀者心目中,魯迅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這一點,在《魯迅箴言》中日雙語版的製作團隊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魯迅的作品已經幾乎全部被譯為日文,其中有不少高質量的翻譯,但考慮到語言的時代變遷,以及箴言體裁對譯文提出的更高要求,此次進行了重新翻譯。擔任本書翻譯的是兩位出生於1970年代的年輕學者,而為譯文擔綱審譯的則是出生於1940年代的中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中村願。中村先生在本書後記中深情回憶了少年時代初次讀到《魯迅選集》,立刻成為魯迅“俘虜”的經歷。他逐字逐句推敲譯文,為讀者尤其是兩國語言的學習者提供了貼切自然、簡潔有力的翻譯文本。
本書的平面設計師是出生於1950年代的日本設計師原研哉和他的年輕助手、中國設計師程藜。原研哉這位世界級的設計師也是魯迅的熱心讀者,他和程藜以兩代設計師的感性反復揣摩,最終拿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設計方案:平凡社版通體紅色,三聯版通體白色,合手的小32開,捧在手中卻沉甸甸的,猶如紅、白色塊狀雕塑物一般。本書在製作工藝上亦精益求精,力求達到最佳效果,以充分傳遞出魯迅自身所追求的“力之美”。
可以説,是兩個國家的幾代人圍繞魯迅走到一起,共同打造了這本書。
聯合出版,同步上市: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有益嘗試
座談會上,與會者對《魯迅箴言》中日雙語版的出版模式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近年,中國出版界對外合作越來越頻繁,版權輸出也逐年上升,但這些合作大多采取的是單純的版權買賣形式。《魯迅箴言》中日雙語版跨越了這一常規形式,而進一步採用了聯合出版、同步上市的辦法。
這一合作形式得益於日本同行的建議。作為一家有著近百年曆史的出版社,平凡社一向重視亞洲。1970年,其第二代社長下中邦彥,就曾主持與中國文物出版社聯合出版大型系列叢書《中國石窟》。雖已時隔40年,但平凡社的後繼者們一直堅持前輩“與中國乃至亞洲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交流”這一齣版理念,並積極尋求深度合作的可能。因此,當下中弘先生與三聯書店總經理樊希安會晤時就提出了聯合出版的建議,這一建議立刻得到三聯書店的響應。中日雙方都認為:這種出版方式將開拓新的文化共享局面,使圖書面向更廣泛的讀者群;同時,聯合出版,能將兩個市場聯絡在一起,進行優勢互補,降低成本、擴大影響和銷量,以探索新的出版經濟模式。
較之傳統出版,跨越兩個國家的聯合出版涉及更多的環節,更複雜的局面,有時會發生意見分歧,甚至産生激烈辯論。其中最大的差異來自兩個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比方説,有一些魯迅的關鍵詞,如“革命”、“生存”,對日本讀者顯得隔膜或缺少緊迫感。而魯迅日常性的一面、對人生的達觀與洞察,相對來説更被日本讀者所關注,卻容易被中國讀者忽視。在聯手打造的過程中,這些差異勢必使得雙方都對自身進行相對化,而其結果,是呈現出更為豐富的魯迅。三聯書店總經理樊希安表示:“合作過程中的碰撞、磨合,無形之中加強了兩國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這正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題中之意。”
目前,《魯迅箴言》的中文繁體字版也已在香港出版,英文版的出版也在積極推進中。《魯迅箴言》中日雙語版的出版,必將對擴大中外文化交流和魯迅思想在國際上的傳播起到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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