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聯書店推出新書《車記》，該書由新華社資深記者李安定撰寫，講述了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轎車史”。該書以時間為序，從“1982 年那個陰雲漫天的下午”中國汽車工業公司成立説起，直到2011 年北京限車“搖號”，中國轎車發展30 年的跨越盡收眼底，一部中國百姓走近轎車文明的歷史躍然紙上。
        作者李安定1978年就進入新華社，其記者職業生涯的起點，正好與中國轎車創業的起點重合。作為新華社採訪宏觀經濟的一線記者，30年來，李安定得以走近中國汽車業的決策層和骨幹企業，親歷了中國轎車發展的諸多節點和全過程，堪稱“中國第一汽車記者”。
        本書採取編年史和一章一個主題的結構，以大量第一手資料，以事件、企業、人物的故事為載體，獨立觀察、如實記錄著中國轎車30年的發展歷程。該書是國內第一部中國轎車史，但絕不是一部簡單的産業發展史，作者對30年來圍繞著轎車行業的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和被曲解的史實，以棱角分明的真實記錄和理性的詮釋予以梳理、辨析。更為可貴的是，作者對汽車的理解，遠遠超越了一個産品、一個産業的範疇。書中對轎車所承載的社會、藝術、科技、城市化、新能源、社會公平、可持續發展等話題不乏另類的表述，而對汽車社會化、汽車文明對中國社會生活諸領域帶來的深刻變革更有著清晰而獨到的敘述，這些敘述最終都指向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問題——在中國，轎車是什麼？

“私家版”轎車史——直言30年糾結

        30年前，如果告訴一個中國人，你的孩子們將獲得享受轎車文明的權利；中國會成為全球第一的汽車産銷大國；似乎百分之百地會被認為是癡人説夢。30年，真不算長，驀然回首，卻恍若隔世。
        一切變化得太快了，來不及沉澱，來不及反思，泥沙俱下，黑白混淆。需要有人從頭至今作一個梳理。
                                                       ——《車記》
        在中國這30 年經濟發展天翻地覆的變化中，沒有哪個行業像轎車業這樣，30 年走完了其他國家100 年的路。1981 年，中國千人轎車保有量在全球130 個國家中叨陪末座；全國轎車年産量不過5000 輛。30 年之後的2010 年，中國汽車産銷1800 萬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頭號汽車生産大國。《車記》全書十三章，記述了從1982年鄧小平拍板合資生産轎車；轎車工業獲“準生證”的決策；“私家車”權力突破的艱難；自主品牌從被打壓到“香餑餑”；加入WTO前後産業的擔憂和火爆；中外汽車業的兼併與創新；對電動車大躍進的冷靜思考；直到2011年的北京轎車限購……這些事件串聯起中國走進轎車時代的歷史，脈絡血肉豐滿。
        作者李安定的記者生涯的起點，正好和中國轎車創業的起點重合。一開始，他就得以走近中國汽車業的決策層和骨幹企業，親歷了30 年中國轎車發展的諸多節點和全過程，了解到許多外人難以獲悉的真相。但是，在這部歷時五年寫成的中國轎車歷史中，李安定所傾注的不僅僅是作為一個“親歷者”的真情實感，更多的是一位記者在記錄歷史時作為一個“旁觀者”的冷靜與理性。
        在李安定看來，當年決策和主管部門的高瞻遠矚成全了轎車産業從無到有高速發展；同時，這些部門的相互掣肘和屢屢失誤，也帶來一次次折騰和曲折——糾結，始終貫穿中國轎車業30 年起落的全過程：“……是閉關鎖國，自力更生；還是抓住國際形勢的轉折機遇，以開放促發展？在合資企業中，是七斗八斗，同床異夢；還是合作共贏，生成本土技術和開發能力？是高築國企的圍墻，扼殺草根對手；還是放開“準入”門檻，給自主品牌生存與競爭的權利……歷史，總是裹挾著大量泥沙滾滾向前。”而本書正是試圖通過編年史的體例和一章一個主題的結構，記述不同時期這些糾結的載體——事件、企業、人物——的故事。正如作者自己所説，這是一部“私家版”的轎車史，沒有未來官方史寫作者所面臨的必要的平衡和羈絆。30年來圍繞著轎車行業的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和被曲解的史實，在作者棱角分明的真實記錄和理性的詮釋下，被逐一以梳理、辨析，顯露出歷史的本來面目。

轎車是什麼——對汽車社會的深刻反思

        轎車是什麼？在中國，轎車是政治、是技術、是經濟、是權利、是財富、是文化、是情人、是成百倍提升出行距離的“飛毛腿”、是社會財富滾滾而來的流水線、是全球化的經典産物、是民粹主義的精神寄託、是污染和擁堵的罪魁禍首、是引領全球新能源的希望、是自主品牌自主創新的體現、是貧富不均官民對立的標誌物。
                                                             ——《車記》

        中國私家車的激增，一方面是經濟規律使然，經濟總量到了轎車大規模進入家庭的時段；一方面是半個世紀中國老百姓無權擁有汽車的桎梏“潰壩”後，形成排浪化需求的衝擊。獲得了擁有私家車的權利，中國人在10 年中，試圖複製外國人用100 年完成的汽車社會成熟的過程。這一發展是進步的，艱難的，不可逆轉的。但是，走向汽車社會的過程也是一把雙刃劍。2011 年汽車産銷量同時成為世界第一，是年，中國也是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第一大能源使用國，也是地球上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諸多看似由轎車帶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於是，當年曾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的轎車，如今卻似乎又成為了最“時髦”的批判對象。
        在面對這些問題和困惑，作者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難以回答的問題——在中國，轎車是什麼？
        至今，許多中國人還把汽車看作一個産品、一個産業，而沒有意識到汽車對社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汽車産品本身。汽車是一個具有強烈外部性制約的産業。轎車帶給人們的不是一個産品，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汽車社會化的進程成百倍地擴大了人們的活動半徑；改變了傳統的時空概念；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全球城市化進程，就是汽車化的産物；汽車波及的産業面之寬，為新科技提供的應用平臺之廣，對人類文明影響之深，讓其他任何産業都難以望其項背。
        中國人在享受著汽車帶來的文明、經濟和科技財富的同時，也承受著它帶來的重重壓力。轎車單兵突進，隨之便發現相關支撐的缺失。中國老百姓用10年開了轎車，卻無法複製歐美國家用了花了100年打造的成熟汽車社會。在書中，作者尖銳地提出：環境、交通、能源都成為了轎車業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如何建立一種和當代汽車先進生産力相匹配的文化，如何在一種理性、開放、包容、謙遜、自信的心態下，建立起一個權利平等的社會，一個全體公民高素質的社會，一個法制下的秩序社會——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汽車文明才能健康發展。

汽車“史”家的執著

        “人們對汽車的愛戀絕不會死亡，我們或許只是忘了如何表達這種愛戀。”
        三十年來，站在一個獨特的位置上，全程目睹中國百姓衝破藩籬獲得享有轎車文明的權利，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幸運。中國入世，打開了一扇不能隨意關閉的大門，但願下一個“甲子”，借助內外競爭壓力，借助規範的遊戲規則，中國汽車業的發展思路和發展模式能發生更積極的變化。建立一種和當代汽車先進生産力相匹配的文化，有一種理性、開放、包容、謙遜、自信的心態，勇做世界變革大潮中的“弄潮兒”。
                                                              ——《車記》

        與其他關注汽車的媒體人不同，李安定在新華社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報道，後來擔任過國內部經濟新聞採訪室主任。這個位置幾乎就是新華社的首席財經記者，基於採訪領導人和重要會議的經歷，旁觀宏觀決策實施的過程，一個優秀的記者勢必建立起從經濟宏觀全局考慮問題的大視角。從這種眼界出發，李安定選擇了汽車業作為長期深入關注研究的“自留地”。在他看來，汽車産業是一個“中觀經濟”概念，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波及效益巨大，但是它的外延和內涵，都能在一個可控的範圍裏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它既是中國所有傳統産業中變化最為翻天覆地的，又是遭受質疑最多的。李安定説，汽車是最“男人”的，又是最“柔情”的。於是他迷上了汽車，一戀30 年。
正如本書序言作者楊浪所説，李安定是當代中國記者中標桿式的人物。他對中國轎車業的觀察，既有從經濟宏觀全局考慮的大視野，也有對細部問題的深入探究。他性格特立獨行，不唯上不盲從，不僅是位優秀的記者，還具備了汽車“史”家的素質。當年李安定與許多部長和企業家都是朋友，許多重要戰略研討，他不但是報道者，而且往往作為專家出席，外人難以獲悉的真相盡在他的記憶中。從80年代開始，不少跨國公司和國外媒體，就一直收集他的論述，作為研判和預測中國汽車業走向的參照。在書中，我們看到，李安定的許多觀點曾是決策層的重要參考，他的意見常常會直接影響某些品牌和車型的創立或引進，這在中國記者圈裏十分罕見。
        在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歷程中，作為新華社記者的李安定，不僅是持續的關注者、記錄者，更是親歷者、參與者。尤其在“汽車進入家庭”這個理念的提出和深化上，李安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人説他就是那個打開中國轎車進入家庭“潘多拉盒子”的人。他對汽車設計和技術的熟知與評介；對中國老百姓擁有轎車文明權利的仗義執言；對汽車産業發展排除泛政治化、泛民粹主義的誤讀；一直站在輿論的最前沿，在業內贏得廣泛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