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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裏,紅桃、褐梨挂滿枝頭,遠處現代高樓林立,可誰能想到,在公元前3500至2500年,果園下面是一座雄偉的王城,裏面有宮殿、糧倉、祭臺等,還居住著大量百姓;遠處高樓附近是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水渠縱橫,灌溉著無數良田。
這是浙江杭州余杭區良渚、瓶窯兩鎮交界處的良渚遺址發掘基地。如此巨大的城邦,經歷了數千年的滄桑巨變,又經過近年來現代化大建設的更改,它是如何在短時間內精準發掘和確認的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劉斌研究員給出的答案是,遙感等多學科合作顯成效。
找尋時間的影子
2006年9月,堪稱“中國古代文化長廊”的京杭大運河被列入國務院公佈的第六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名單,12月成為我國申報世界遺産預備名單中的一個項目。
大運河文化遺産的內容,包括運河河道、碼頭、船閘、堤壩、橋梁等水工設施,此外,還有運河沿岸的崖谷、超官、官倉、會館、驛站、廟宇等,以及依託運河發展起來的歷史性城鎮、街區、村鎮,還有非物質遺産。
要將運河申遺,並非易事。目前運河不少蹤跡已經從地面上消失了,留下的是保存在地下的遺址。
2006年,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立項支持京杭大運河尋址,這是支撐計劃首次支持將高科技手段應用於人文科學。項目組以空間遙感信息技術為主,結合文物考古、水利工程研究,對京杭大運河開展了現狀調查。
遙感考古,簡而言之就是通過傳感器對地表及地表以下考古遺跡進行遠距離的觀察、探測。
考古學家是如何利用遙感手段探測分析研究地下考古遺跡的呢?中科院遙感所聶躍平研究員解釋説,保存于地表或地表以下的古代遺跡隨著歲月的流失逐 漸荒廢,有的成了農田,有的形成村鎮,但由於這些遺跡全部為人工建成,與周圍沒有經過人工擾動的土壤環境存在著差異,從而形成了這一地區在土壤、水分、地 表溫度等方面一系列的特別徵象。這種特徵人在平地或高空用肉眼觀察時感覺不明顯,因為肉眼只能觀測到可見光部分的電磁波反射能量,而遙感(包括地球物理勘 探技術)則能用紫外線、可見光、紅外線、熱紅外、微波等能量波範圍全波段電磁波來探測地物。
聶躍平説,項目立項後,技術人員先進行不同分辨力衛星影像數據收集和圖像處理,然後對運河本底和周邊環境進行解譯,用一年多的時間就提供了相關 技術資料。“用人工測,十年做不完。”聶躍平説,工作中研究人員發現在濟寧南旺分水嶺有分水工程遺跡,於是借助歷史記載,利用老航片,結合雷達、物探技 術,于2009年探測出了該工程遺址。
安裝一雙“天眼”
2006年4月至5月,受國家博物館遙感與航空攝影考古中心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委託,科研人員花了28天,承擔了內蒙古額濟納旗居延遺址群的航空遙感考古項目。這也是我國首次對居延遺址群進行大範圍航空攝影考古調查。
內蒙古額濟納旗地處內蒙古西部,境內自然環境惡劣,沙漠戈壁為主要地貌。居延遺址群分散在約1萬平方公里的地域內,道路不暢,科考人員很難進入實地做詳實探查,航空遙感手段成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相關人員介紹説,此次調查主要對居延遺址群範圍內的黑城遺址、綠城遺址、居延都尉府遺址、雅布賴城遺址、紅廟遺址、溫都格城遺址、大同城遺址、大方城遺址、紅城子遺址、一塔遺址、雙塔遺址、五塔遺址以及20多處烽燧遺址進行了航空攝影。
聶躍平説,利用遙感技術考古通過在空中實現對地面俯視,對一個地區地貌進行全方位觀察,不會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大大節省了考古調查的成本。遙 感圖片容易獲得一個地區的全局信息,同時,遙感圖像成像尺度變化範圍大,有利於人們對所得圖片進行研究。有人做過統計,在相同範圍內,用遙感與航空攝影考 古的方法,在效率上要比傳統的踏查方法提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在“文物三普”中,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國家文物局遙感考古聯合實驗室與新疆、海南有關機構合作,對新疆地區進行遙感勘察,從衛星照片、航片上 發現目標,用GPS確定坐標,然後對新發現的文物點進行地面抽樣檢查,發現了2000多處新遺址。同時他們對海南森林植被覆蓋區的古遺址也進行了有效的遙 感探測。
“最重要的是,遙感考古對古代遺跡的破壞相對於傳統考古要小得多。利用遙感圖像,可以在不破壞文物的前提下,了解遺址和古代墓葬的構造,盡可能地減少破壞。”聶躍平説。
建立遙感信息庫還原歷史
遙感探測技術、地磁探測法、三維掃描,考古已告別了“拿著小鏟子挖土”的時代,越來越多的現代高科技手段將應用於考古。
聶躍平説,自己最近在遙感資料的基礎上,收集了遺跡分佈區內可能收集到的航片、衛星照片資料,採用虛擬現實技術對京杭大運河沿線的重要古建築進行了虛擬復原,展示出古時的漕運景象,再現了古人開鑿大運河的智慧和貢獻。
“我國地域遼闊,內蒙古區域,東部草原、西部沙漠、中部丘陵和山區,環境和遺址情況不一樣,遙感的數據和參數使用都不一樣。”聶躍平説,目前只 是把已經勘察過的區域資料保留下來,進一步研究,積累參數,未來希望能建立一個全國的遙感考古信息庫,這項技術的應用,將對我國今後進行大遺址保護規劃、 文保管理、遺址環境變化的動態監控、公眾享受文化遺産保護成果等起到重要作用,“這需要很多年的數據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