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行政級別，卻有實際權力

　　汕大有個外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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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頭大學聘請了全國首位“洋校長”——顧佩華。在汕大，校董會具有重大事項的決策權，這種體制決定了它的“高等教育改革試驗田”角色。顧佩華加盟汕大，在教育界專家看來，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兩個第一：一是首設執行校長一職，二是聘請外籍人士擔任該職。

　　在高校改革中，沒有任何行政級別的外籍校長咋“唸經”？汕大特殊體制下的改革舉措，能推而廣之適用其他高校，甚至逐步導向體制內變革嗎？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深入汕大，一一探究。

　　初冬，聽聞汕頭大學聘請了全國首位“洋校長”，即前往採訪。原來，“洋校長”顧佩華實為外籍華人，只是在加拿大工作生活了幾十年；服務汕大也是從2005年就開始了，只是剛剛辦完原加拿大高校的退職手續，全職擔任汕大執行校長。

　　“請我來推動改革，主要是考慮我長期在國外，受國內傳統思維的束縛較小”

　　2005年，身為加拿大工程院院士的顧佩華偶然一次造訪汕大。由於擔任了加拿大卡爾加裏大學工學院副院長、機械與製造工程系主任等一系列行政、學術職務，他熟悉西方大學的一整套運作；又由於出生於天津，在國內接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深諳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挑戰和機遇。“請我來推動汕頭大學的改革，我想主要還是考慮到我長期在國外，受國內傳統思維的束縛較小，能打開思路、放開手腳做事。”顧佩華如是説。

　　顧佩華剛來的時候，是副校長兼工學院院長，很快出任常務副校長、執行校長。這個外籍人士的到來是件新鮮事，上級部門給予了充分寬鬆的空間：顧佩華是經李嘉誠基金會提議，汕大校董會聘任，與中國大學校長相對應“廳級”、“副部級”等無任何關係；而且由於在加拿大大學的服務年限沒有到期，在這6年裏，他一直是借調汕大。

　　建設“國際化優秀大學”，是顧佩華的自我期待；而教學、教育模式的改革，是顧佩華邁向國際化的第一步。2005年10月加盟汕大時，他帶來了翻譯成中文的CDIO大綱和標準。

　　“仔細考查許多工科高校的教學模式改革，其中並沒有能力培養大綱，仍然是知識培養大綱。”汕大工學院副院長熊光晶拋出的中心話題，正是顧佩華推動的CDIO工程教育改革。

　　“CDIO代表構思（conceive）、設計（design）、實施(implement)、運行(operate)，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瑞典皇家工學院等2004年共同創立的工程教育改革模式，解決的是工程教育和工程實踐相脫節的問題。”熊光晶説，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能力培養大綱。

　　一開始，很多人對這個新來的“洋校長”搞的這麼個新東西，還是相當有抵觸情緒的。而如今，這一模式已被教育部推廣，在國內50余所高校的機械、電器等專業試點，和許多非試點單位進行了實施。

　　在顧佩華的具體推動下，汕頭大學還在學術規劃制定、財務預算制度、校長院長國際招聘和學生住宿學院制等方面率先改革。而2007年實施的教師年薪制改革，更是汕大重建教師評價體系，重塑教師尊嚴的重要舉措。

　　“過去是‘計工分’，寫一篇論文多少錢，上一堂課是多少錢，拿一個項目多少錢，什麼都是明碼標價。然後教授們就拼命去寫文章，甚至把一篇文章變成好多小文章去發表。”該校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長烏蘭哈斯説，顧校長來了後推廣年薪制，不看你幹了多少事，而是引入質量導向、貢獻導向。

　　“教授們爭當處長在汕大是不存在的，我還得做工作讓適合的教授從事行政工作”

　　顧佩華的辦學行為，在國內高校的改革中可謂石破天驚。之所以能在汕大順利推行，除了因他本人“外國人好辦事”以外，最根本的還是依賴於汕大特殊的體制和創新改革。

　　校長徐小虎告訴記者，汕大是全國惟一一所受到李嘉誠基金會長期資助的高校；與此同時，它又是廣東省屬公辦大學，也要接受教育部門的管理。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辦學體制：校董會是最高決策機構，以李嘉誠先生為名譽主席、廣東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長為主席，其成員主要由國內和境外教育家、世界知名專家、教授、教育主管部門領導和李嘉誠基金會代表構成。這一權力架構的運作，有利於上級黨政部門對學校的指導，也有利於各方辦學意見的協商，確保辦學行為符合高等教育規律。

　　設立執行校長職務，本身就是一大改革。在李嘉誠基金會支持下，汕頭大學于2002年首次聘任外籍副校長，負責協調處理學校國際化發展中一些引進項目的辦學事務，2005年顧佩華借調汕大，受聘該職。2007年6月經李嘉誠先生提議，提交校董會通過，汕大進一步設立了執行校長。與其他省屬高校一樣，汕大校長徐小虎的職位由廣東省委組織部任命，級別為正廳級；而執行校長顧佩華則由李嘉誠基金會提議聘任，不設任何行政級別。

　　這樣一來，辦學權誰説了算，就産生了三種力量：校董會、體制內的校長和黨委書記、體制外的執行校長。問題的關鍵是建立規範的制度，以厘清權力的分界，明晰權力和責任。

　　在不偏離校董會決議的前提下，學校日常事務管理由校長主持、執行校長協助全面工作的開展，黨委書記負責學校發展的政治領導和監督保障、方向把握。執行校長與校長之間的關係，與國內高校普遍設置的常務副校長一職有所區別，更類似于美國大學的provost（教務長），職權範圍更加廣泛，其主要目的在於快速推動教育改革。所以，作為執行校長，只要他的施政方針和辦學行為不偏離校董會決議，重大的分歧在理論上無法産生；在日常事務處理中與校長和書記及時溝通，需要對重大決策事項進行微調的，會通過校董會辦公室向所有校董諮詢溝通。

　　顧佩華説，“教授們爭著當處長在這裡是不存在的，相反，我還得做工作讓適合的教授從事行政服務工作。”

　　“我沒覺得工作受到掣肘，反而覺得施展的空間更大。”顧佩華坦言，校董會只對關係學校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決策，“而日常辦學行為，校董會賦予校領導很大的權力，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真正意義上的校長負責制。我在汕大可以堅持只做正確的事情。”

　　“只要大家都不停地往前走，改革的‘星星之火’終能形成‘燎原之勢’”

　　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袁徵表示，汕大讓我們看到，可以用這樣一種途徑來辦大學。

　　首先，之所以兩種體制在汕大並行不悖，因為大家的目的都是為了學校的發展，“其實在國外也是一樣，也是各種利益相衝突相協調，關鍵是理念一致，要尋找大學的靈魂，回歸大學的本質。”袁徵説。

　　“其次還是一個制度，真正用制度辦學，用制度來管理學校。”袁徵説，一個好的大學制度才是根本性的東西，大學本身有自己的運行法則，有其獨特的使命，不能偏離這些東西。要儘量避免人為因素和上級行政力量對大學正常秩序的不良影響。

　　儘管如此，這種體制外導向體制內的模式在其他高校能否複製，很多人還是抱有觀望的態度。有人説，汕大的變革是根植于特殊土壤之上的。廣州某知名高校一位教授坦言，如今的大學官級林立、等級森嚴，當權力對教育資源、學術資源擁有絕對支配權，要重新建構一種“符合高等教育規律的制度”，談何容易？

　　就連顧佩華本人也對中國大學的行政化傾向表示遺憾，“坦率地説，目前的一些制度確實違反了教育本身的規律。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歸咎、責難誰，其中歷史原因、體制糾葛、國情因素盤根錯節，不是哪一部門可以單方面解決的。所以我個人主張，大學改革需要在一定的軌道上進行，需要循序漸進，不能搞大躍進，更不能搞休克療法。像汕頭大學這樣的大學可以適當快一點，其他受到限制較多的大學，可以慢一點。相信只要大家都不停地往前走，‘星星之火’終能形成‘燎原之勢’。”

　　所以，對於汕大乃至中國高等教育界來説，為什麼要聘請外籍執行校長的問題，也許要在今後一段時間裏獲得更圓滿的回答。（記者　賀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