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剛

　　張五常為他寫了悼詞，悼詞裏管他叫“大哥”；周其仁穿著黑色的西服發言，説自己在他面前只是“蹭課的旁聽生”；吳敬璉與厲以寧囑託弟子坐第一班的飛機趕到武漢，為他獻上花圈。

　　對於經濟學界而言， 98歲的張培剛代表了一段傳奇。

　　然而，如果不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在微博上發佈他去世的消息，大部分人可能並不清楚在聚光燈之外還有這樣一個經濟學家。的確，除了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的名譽院長，他再也沒有任何更顯赫的頭銜；他一生只寫過10多本書，遠談不上著作等身；直到85歲，他所在的學院才第一次申請到博士點。

　　幾日來，眾多媒體在紛紛“尋找張培剛”，發文悼念他。但在歷史上，這並不是第一次尋找。

　　1956年，兩位智利學者到北京要求見Pei kang Chang(張培剛)。外交部人員一度聽成了“背鋼槍”，輾轉到武漢時,張培剛正在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做基建辦主任，勸農民搬家遷墳。領導礙于面子，叮囑張培剛不要説從工地上過來，在一間從製圖教研室借來的辦公室裏，他方得知自己的博士論文出了西班牙語版本，在南美引起巨大轟動。

　　此時的張培剛只是7000多工人的“工頭”，主要任務是為工人申請水泥沙石。

　　而在1951年之前，張培剛稱得上是中國經濟學領域最璀璨的一顆星。

　　這個從武漢大學畢業的學生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科最高榮譽獎 “大衛威爾士獎”獲獎者中第一個亞洲人，與他同時獲獎的人是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他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並被總編輯邁克爾費希爾盛讚為叢書中最具影響力的巨著之一。他還曾在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擔任顧問，拿600美元的月薪，是委員會中位居第四的高級官員。

　　1944年，從武漢大學經濟係畢業的年輕學生譚崇臺赴哈佛留學，遇到一位風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譚崇臺也來自武漢大學，胡博士立馬問道：“那你們可知道張培剛？他在這裡很有名氣。”事後譚崇臺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彼時張培剛到哈佛不過3年。

　　“好難出一個張培剛，我也做不到。”以“狂張”聞名的張五常曾這樣評價這位“大哥”。

　　1946年，博士畢業的張培剛和吳于廑、韓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約回到武漢大學任教，後被稱為“哈佛三劍客”，被譽為一代大師的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礽便是他的學生之一。

　　後人回憶，這位年紀輕輕的先生講課，會身著筆挺西服，打領帶，操一口流利英語。他沒有講義，少有板書，往往是旁徵博引，“想到哪講到哪”，好比講邊際效益時，便會用“三個燒餅最解飽”作比喻，講到一半後，連走廊裏都擠滿了人。

　　與張先生授課有關的故事，即使在30餘年後也仍為學生所稱道。一個1977級的華中科技大學校友記得，張老講課時需要拄著拐杖，卻無論如何不肯坐下。另一個1981級的華中科技大學校友則想起，張培剛請國際上知名學者來校講學。為了讓經歷過“文革”英文底子並不好的學生們都能聽懂，他懇請外國學者慢點講課，或嘗試摻雜一些漢語來講。

　　然而，張培剛本人也逃不過那一場又一場的“運動”，從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學成歸來的張培剛註定會變成一個徹底被湮沒的名字。而他的人生，也從此轉了彎。

　　1951年,“喝洋墨水”的他被調到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在1957年又被下放到湖北省紅安縣勞動。村裏的老人至今仍記得，這位戴著眼鏡有點知識的農民白天推著四百斤左右的糞車，晚上則在水塘邊的大楓樹下教農民識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Pei kang Chang”被視為特務暗號，他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因博士論文中曾提及“戰爭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他又被冠以戰爭販子等罪名，而當年在美國當排字工人攢錢買回的大量外文文獻被成箱搗毀。

　　他的夫人譚慧記得，“文革”時，張培剛白天要拿榔頭修馬路，到家後往往還坐不了多久，門便被敲開，“張培剛！出來去勞動！”

　　但談起那段時光，張培剛自己卻釋然得多，他在講座上曾笑稱那是在“修理地球”，還對學生們説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別人好喲”。

　　張培剛無疑是個灑脫之人。從小在華中科技大學家屬樓里長大的白莎莉回憶，從她認識張伯伯開始，他就戴著厚厚的眼鏡，喜歡抽著煙大聲説話。一次白莎莉路過足球場。70多歲的張培剛正搬著一個小板凳坐在場邊，大吼大叫地給學生們加油。

　　張培剛還喜酒，常慨嘆自己“年輕時可與千家駒對拼一瓶白酒”，奈何晚年醫囑戒酒戒煙，張老先生便訴苦道，“喝酒傷胃，抽煙傷肺，但戒酒戒煙傷心啊！”一個年輕的華科大碩士生則記得，畢業聚餐時去給90多歲的張培剛敬酒，老先生正手握一個雞腿大口咬嚼，對他們説：“等我吃完再和你們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