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人民大學黃愛平教授主編、歷史文獻學專業的老師合作撰寫的《中國歷史文獻學》，是適合歷史文獻學科教學的一部成功的教科書。該書在體系完備，敘述準確，吸收新成果，介紹海外成果，指導教學實踐等方面都顯示了自己的優長。

　　中國歷史文獻學作為歷史學下面的一個分支學科，和中文學科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圖書館學科的文獻學屬於大致相同的學科。由於它們隸屬於不同的一級學科，也就不得不有所偏向，在教材方面也有一定的差異。即使是歷史文獻學也存在各個學校自己的特點，好像還沒有形成固定的模式。大抵撰寫教材的老師各有學術專長，不可能是路路皆通的多面手，撰寫教材也就不可避免地各有側重。但是，既然是一個學科，它就必然有自己的獨有的內核。如果去掉它和別的學科交叉的部分，卻沒有留下自己獨有的東西，那麼這個學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部歷史文獻學對於歷史文獻學的研究範圍考慮得非常週到，既有文獻的載體，又有文獻的分類，既考慮到它的基礎部分目錄版本校勘，也考慮到它的相關部分——考證、辨偽、輯佚、避諱。既有基礎理論知識，又特別強調有關的實踐，即標點、註釋、今譯、編纂和影印。本書的上編屬於橫向的基礎理論和知識，下編則是中國歷史文獻學的歷史，這就既有了橫向又有了縱向。可以説是應有盡有。對於學習這門課，認識歷史文獻學的整體，是非常有好處的。

　　既然是歷史文獻學，理所當然的要凸顯歷史特色。比方説考證學、避諱學、方志和家譜、檔案文獻、少數民族文獻、出土文獻等，在這本書當中，都受到了特別的重視。一部教材，既要全面，又不能不體現學科的特點。歷史文獻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的歷史文獻，包括一切過去的文獻，狹義的歷史文獻，則是有關歷史的記載和編纂的成果，甚至於專門指經史子集四部中的史部（見該書第6頁）。這就體現了該書的基本思路，該書的第二章第二節分四個部分介紹了經部文獻、史部文獻、子部文獻、集部文獻。這就照顧了歷史文獻的面。而在此基礎上特別介紹的方志、家譜、檔案等就突出了歷史特色。當然這還只是表面。本書在各個章節側重於列舉史部的文獻，也可以認為是對歷史文獻的傾斜。而本書的下編專門探討歷史文獻學的起源發展，這種思路本身也讓我們體會到“歷史”的特色。

　　我們編寫教材，在全面介紹相關的知識和有關的方法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介紹各個方面的最新信息。本書在介紹出土文獻方面吸收了最新的成果，那就是關於“清華簡”的有關成果，我感到這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本書在介紹古籍影印時總結了影印的歷史、相關的技術，尤其是最新技術，總結了影印的方法，包括原大影印，縮小線裝影印，縮小平裝、精裝影印等等。對於近若干年來的影印成果以及影印應注意的事項都做了很好的總結。有人沒有從事過影印工作，對影印成果的由來也缺乏了解，不認為影印還有什麼學問，我認為這是無知的表現。過去閱讀黃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論》，其中就專門有影印這一部分，寫得也非常好。所以這個問題是老輩專家已經非常關注的學術問題。

　　本書在第一章第五節專門論述了海外及港臺地區歷史文獻學的源流及發展，我認為這是十分可貴的。我們研究任何學問，都不能關起門來，否則我們就會孤陋寡聞。本書在這一部分介紹海外的中國歷史文獻學，非常有條理，值得關注。同時本書的附錄二是歷史文獻學的專業術語的漢英對照，列舉了一百幾十條，也是本書注重海外文獻學研究的一個表現。

　　一部教材總是要搬上課堂。這就不能不為學生和使用教材的老師考慮。本書在每一章後面都設計了思考題和教學實踐，我覺得十分必要。比方説第七章教學實踐當中要求閱讀一部古代學者的讀書筆記，探析其閱讀方法，我覺得這是訓練學生讀書的最好方法，再比方説第五章教學實踐要求閱讀一部古籍的點校本，並指出標點的不當之處，我覺得十分必要。

　　當然書中也存在個別值得進一步斟酌的地方，例如：第54頁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是乾隆時在宋代匯刻本的基礎上重新校訂刊行的。其實阮刻《十三經注疏》，是在嘉慶十九年阮元為江西巡撫之後在南昌開刻的，阮元在序言中明確説是開始於嘉慶二十年春，刻成于二十一年秋八月，歷時十九個月，阮元在嘉慶二十一年六月離任，當時尚未刻成。經辦者盧宣旬最後完成。所以時間不是乾隆時。至於説重刊宋本，傅增湘等認為實際上是元刊本。這類細節問題只能説是白璧微瑕，重印時可以審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