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學生的微博，尹鴻發現自己竟然有1/3的內容看不懂，“都是中文表達且每一個字都認識，就是理解不了。”為此，這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常務副院長不得不向這些年輕的“微作者”逐一請教。

　　不請教則已，請教之後，尹鴻更加驚訝，這些書寫著自己難以理解的文本的孩子竟有一套自己的詞語體系。在向尹鴻解釋的過程中，這些學生娓娓道來每個詞的出處，這個“orz”來源於哪、是什麼意思，那個“萌”又是對應著哪個動漫裏的哪個人物。

　　這些被稱為“火星文”的新鮮詞語為青年人所喜聞樂見，但對於年齡與尹鴻相倣的大學教授們而言卻十分費解。在近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舉辦的“媒介與青年亞文化”學術研討會上，有一些學者毫不諱言自己對這些“非主流”的反感和難以接受。

　　與主流文化相對應，青年亞文化早已經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今，青年亞文化似乎在微博、社交網站這些新媒體上找到了更好的“歸宿”。

　　所有高校教師和管理者必須正視的現實是，儘管青年亞文化在網絡上最為活躍，但它也實實在在影響著真實的生活，給大學教育和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

　　一個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不少學生成天趴在電子媒介上面，足不出戶，這讓尹鴻等教授很頭疼，“幾乎所有老師都對自己的學生説，你們怎麼不讀書，你們為什麼讀書那麼少，這樣你們怎麼能成為我合格的碩士、博士，但學生還是不讀。”

　　青年亞文化挑戰大學課堂和老師

　　作為直接面向學生授課的高校教師，北京工商大學副教授劉莉在上課過程中就遭遇過青年亞文化帶來的窘境。

　　在中國文學課上，學生對傳統教材上的內容並不感冒，而當教師在課堂上提及一段“當代流行文化”，學生就來了興趣。劉莉發現，同樣是對辛亥革命的描述，照本宣科大談學術研究沒人理睬，而一談起電影《十月圍城》中的經典段落，課堂氣氛立馬活躍起來，學生還會改編電影臺詞，並在課堂上念出來，迅速引發課堂熱議。

　　劉莉不知道自己應該以怎樣的立場和視角來對待這種所謂的青年亞文化。她陷入了一種尷尬：選擇“引導”，學生必定不感興趣，會在教學評估時給自己打出低分；選擇不“引導”，順著學生的思路講，又怕個別學生背後告狀。這就好比對青菜加蘿蔔的選擇。老師覺得蘿蔔有營養，學生應該多吃；學生卻更喜歡青菜。

　　這種矛盾讓不少高校教師深有感觸，但要找出一個折中的辦法似乎並不容易。

　　在尹鴻看來，只有先搞清楚青年亞文化如何生成，才能找到應對方法。他認為，文化衝突折射出來的是掌握話語權的社會管理者與積極活躍在社會舞臺上的年輕人之間溝通的缺乏，而青年人之所以選擇微博等新媒體傳播方式，也是他們對於主流文化的一種逃離，釋放，乃至反抗。

　　在這一逃離過程中，教育的功利化難辭其咎。尹鴻認為，中國的不少家長和教師讓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去上補習班，學習奧數、做體藝特長生，目的只有一個，通過一切手段取得優異的成績，卻不允許孩子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興趣。“如此壓制青少年個人的創造熱情和慾望，只會導致亞文化在青年人當中的蔓延。”

　　學生不滿就去網絡宣泄逼校方想轍

　　為了在社會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少青年人開始出走、逃離、反抗、尋找……除了課堂，日常的校園生活和社團實踐也無一例外成了他們的試驗品。

　　首先就是學生戀愛。這個現在看來完全不足以成為一個問題的現象，在10多年前的大學校園裏卻是明文禁止的。從“禁區”走來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汪方華剛剛從教時就有些不適應，如果學生因為戀愛而耽擱了學業，作為班主任的他便忍不住要管一管，“但現在戀愛的大學生連上課都坐在一起，你還能怎麼管？”

　　此前，南方一所高校打算不再給予一份學生自辦刊物資金支持，卻沒想到這群辦報的學生用微博把整個事件公之於眾，並宣稱自己不再依賴學校資金，從而轉向社會尋求資助。這可把學校給急壞了，趕緊收回成命，還追加了幾千元的社團費用。

　　雖然這僅僅是偶發事件，但尹鴻告訴記者，為應對微博時代的青年亞文化，許多高校不得不跟著學生轉移陣地。此前為宣傳部門所重視的校園宣傳板和校內BBS論壇早已不受學生青睞，“一有個什麼事，他們便一哄而上SNS和微博，意見很容易捅到媒體那裏，讓高校猝不及防。”

　　為此，一些學校選擇了主動融合，以謀求校方與學生之間的共贏。近日，重慶大學的官方微博就由於其內容的清新受到了不少媒體的關注。該校將微博的運營和打理全權委託給學生，經過大半年的努力，其微博粉絲數已經從最初的300多人增加到現在的10萬餘人。

　　“官方微博之所以能夠抓住學生的眼球不僅僅是其內容上的貼近，更在於這種形式本身就符合青年人的口味。”汪方華説，在青年人的圈子裏，這才是正常的交流方式，而這種形式帶來的互動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兩者矛盾的激化。

　　當然，如果這種方式沒有被主流文化的主導者默許或支持，便只是學生自身的自娛自樂。就在一個月前，剛剛通過網絡打贏了“空調戰”的復旦學子就感嘆：假若校方完全不予理睬，網絡的呼籲也只是個調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