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銘心，1964年生於北京，研究領域為敦煌吐魯番學、石刻學。曾就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從事金石類文物的研究鑒定工作十餘年。後留學日本，于2003年獲得大阪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就職于中央民族大學，現為文博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吐魯番學研究院研究員。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文史》、《西域研究》等及日本的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十余篇，參與了《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研究整理工作。

　　敦煌學作為國際顯學，在國際學術界一直被高度關注。然而，隨著新研究資料的缺少，其研究熱度也在逐年下降。但作為廣義敦煌學概念下的吐魯番學，卻因新資料的不斷出現而不斷升溫。

　　吐魯番學最早是由西方探險家在我國新疆地區的盜掘開始的。

　　自十九世紀末，俄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先後分別數次到吐魯番進行探險考察，並行盜掘之事。他們分別把盜掘來的各類文物帶回本國研究出版，其中斯坦因帶回英國的吐魯番出土資料由馬伯樂編輯整理，出版了《斯坦因在中亞第三次探險的中國古文書考釋》，此書在上世紀30年代整理完成，但直至1953年才在倫敦用法文出版，其內容根據出土地的不同，將文書分為十類，其中六類屬於吐魯番出土。此後陳國燦教授據此重新整理出版了《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帶回德國的吐魯番出土資料分別被整理編輯成《1902-1903年在亦都護及其鄰近進行考古發掘的報告》（1906年慕尼黑）、《普魯士皇家第一次新疆吐魯番考察隊的行程與收穫》（《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1909年）、《新疆古代佛教聖地——1906-1907年在庫車、焉耆河吐魯番的考古記》（1912年柏林）、《高昌——第一次普魯士皇家考察隊所得新疆吐魯番古物圖錄》（1913年柏林）、《中亞古代晚期佛教文物》（1922-1933年柏林）等，此後東德曾陸續出版了《吐魯番文集》，至少出版了第六、七集。俄國由於缺少相關的研究人員，其帶回的吐魯番出土文物長時間處於秘不示人的狀態。二次世界大戰前雖然編寫發表了部分藏品的目錄，但所藏文書內容不得而知。二次大戰後，蘇聯科學院邀請了我國學者鄭振鐸幫助對所藏文物進行整理編目，出版了兩卷目錄性質的書籍，但這也只不到其藏品的三分之一，而其多數又為敦煌文書。日本盜掘的吐魯番文書，現在分藏于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的龍谷大學等）、中國（大連旅順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等）和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等地，並分別出版了《西域考古圖譜》（1915年日本）、《新西域記》（1937年日本）、《西域文化研究》（1958-1963年日本）、《中國古代籍帳研究》（1979年日本）、《大谷文書》（1-3卷，1984-2003年日本）、《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藏大谷光瑞氏蒐集西域遺物寫真集》（1930年韓國）、《中央亞細亞美術》（1986年韓國）、《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2007年中國）等。這一時期，中國學者雖然在清末和民國時代也有過蒐集和發掘吐魯番文物的事情，如王樹枏的《新疆訪古錄》（1911年），羅振玉的《西域石刻錄、後錄》（1914年）和《高昌磚錄》（1933年），黃文弼的《高昌磚集》（1931年）、《高昌陶集》（1934年）和《吐魯番考古記》（1954年）等，但其中除了黃文弼為有組織的考古發掘外，其他均為鄉人濫挖或散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