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基金會發起人崔祖瑛 程冠軍攝

　　編者按：10月18日是偉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誕辰120週年，為紀念陶行知，弘揚陶行知教育精神和思想，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網》記者專訪了原中國陶行知基金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陶行知教育基金會發起人崔祖瑛先生。

　　記者：今年10月18日是陶行知先生誕辰120週年。由於各種原因，現在社會上很多人不知道陶行知，甚至把陶行知讀成陶行（hang）知。請您簡要介紹一下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事跡。

　　崔祖瑛：陶行知生於1891年10月18日（清光緒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縣的一個清苦農家。他自幼聰明好學，免費入塾讀書。童年時代起就對民間的疾苦有深切感受，曾經寫下了“我是一個中國人，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的座右銘。1914年，陶行知以名列第一的優異成績在南京金陵大學文科畢業後赴美國留學。最初攻讀市政，後便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主攻教育，1917年學成歸國。當時，正值國內發起了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陶行知滿懷熱情地投入這場運動中，積極提倡新教育，改革舊教育。為此，他一方面介紹西方的教育理論，另一方面也反對盲目“儀型他國”，提出要以科學方法進行教育改革和創新，為實現中國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條新路，致力於平民教育。他深感到中國教育改造的根本問題在農村。他説：“中國以農立國，住在鄉村的人佔全國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間去的運動，就是到鄉下去的運動。”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須使平民教育下鄉，開展鄉村教育運動。 1926年，陶行知與東南大學教授趙叔愚等人一起籌建鄉村師範學校，校址選在南京遠郊偏僻荒涼的曉莊（原名小莊）。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曉莊師範，由陶行知親自擔任校長。在曉莊師範，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論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論。其要點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在做中學”。由於他的生活教育理論符合中國國情，所以在當前我國進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為借鑒。

近年來陶行知研究成果 程冠軍攝

　　記者：我了解到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礎，請您談談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基本內容。

　　崔祖瑛：陶行知一生中最大的業績是在教育領域中不斷批判和創新。他在批判舊學校“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同時，創辦了曉莊師範、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社會大學等與傳統學校完全不同的新型學校；他融匯中西先進文化精華，創造了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論體系，從而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陶行知將生活教育定義為“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論原則的核心，是它的本體論。一方面，教育與生活是一致的，教育對生活是從屬的。陶行知説：“生活主義包含萬狀，凡人生一切皆屬之，其範圍之廣實與教育等”，“包含廣泛意味的生活實踐的意思”。“整個的社會活動就是我們的教育範圍”。“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教育就是社會的改造”，“教育就是教人化人。化人者也為人所化”。他還説：“一切教育必須通過生活才有效”，“我們想受什麼樣教育，便須過什麼生活”。生活決定教育，教育須隨生活變化而變化，“與時代俱進”，“我們是現代的人，要過現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現代的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對生活有能動性。教育要改造生活。教育對生活有制約、促進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我們要拿好的生活來改造落後的生活，拿前進的生活來引導落後的生活”。“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教育是能夠引起生活變化的“偉大的力量”。在陶行知看來，“生活即教育”，是“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對象”。

　　“社會即學校”是生活教育的場地論。一方面是指教育範圍的擴大，“整個社會的活動，就是我們的教育範圍”。“整個社會是生活的場所，亦即教育之場所”，把原來的“小眾教育化為大眾教育”，“馬路、弄堂、鄉村、工廠、店舖、監獄、戰場，凡是生活的場所，就是我們教育的場所”，社會的每一角落，每塊地方，每一個生産生活的單位，統統都兼有學校的只能，社會是一個大學校。另一方面，指學校必須與社會溝通，與社會相聯絡，與社會打成一片。這樣，“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大大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來。”

　　“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方法論。根據陶行知的理解，它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教學做合一”是“生活現象之説明，即是教育現象之説明”，在生活裏，對事説是做，對己之長進説是學，對人之影響説是教。教學做只是一種生活之三方面，“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二是，“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教的方法，根據學的方法，學的方法，根據做的方法”。“事怎樣做，便怎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先生與學生失去了通常嚴格之區別，在做上相教相學組成了人生普遍的現象”。教學做的中心是“做”，“做是發明，是創造，是實驗，是建設，是生産，是破壞，是探尋出路”，還包括文藝等的精神生産。陶行知認為，對書要有正確的態度，“書是一種工具，是一種生活的工具，一種做的工具，死讀書是錯誤的，但在教學做合一的原則下，書還是有地位的”。他還提出“為行動而讀書，在行動上讀書”，“行動所産生的發展的理論，還是為的要指導整個行動，引著整個生活衝入更高的境界。”

　　記者：陶行知是一個人民教育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他不僅致力教育事業，而且以文化救亡，教育救國，殫精竭慮。陶行知先生1946年去世時，我們黨的領導人對陶行知都有很高評價。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崔祖瑛：周恩來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講過：“當‘五四’以後，毛主席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就先在城市，專心致志底搞工人運動。那時陶行知先生提倡鄉村運動。惲代英同志給毛主席寫信説，我們也可以學習陶行知到鄉村裏搞一搞，毛主席説，現在城市工作還忙不過來，怎麼能再去搞鄉村呢？這就説明當時沒有顧到另一方面。但後來毛主席就很快轉到鄉村，又把鄉村搞通了。”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後，陶行知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參與發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國難教育社，還與宋慶齡、鄒韜奮等著名人士發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6年7月，他與沈鈞儒、章乃器等聯合發表《團結禦侮宣言》，贊同中國共産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呼籲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個宣言震動國內外，對全國人民是極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熱情支持。

　　抗戰開始後，陶行知1939年7月他創辦了育才學校。使育才學校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抗日戰爭勝利後，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熱情投入反內戰、爭和平、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鬥爭。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針，這就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創造的教育。1946年7月25日，著名民主戰士李公樸、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消息傳來，陶行知異常激憤，因過度刺激和過度勞累突發腦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時，周恩來向黨中央彙報説：“陶先生確是死於勞累過度，健康過虧，刺激過深。這是中國人民又一次不可補償的損失。十年來，陶先生一直跟著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路線走，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毛澤東和朱德署名的唁電説：“驚聞陶先生逝世，不勝哀悼！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忽聞逝世，實為中國人民之巨大損失，特電致唁。”董必武悼詩云：“敬愛陶夫子，當今一聖人”。

　　記者：新中國成立後，人們本應繼續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學習他的品德。但此刻，陶行知卻因推崇武訓精神而受到了江青等人的批判。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以來，陶行知的著作《陶行知全集》得以出版，陶行知研究得以正常開展。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十分重視對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弘揚。請您談談新的歷史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陶行知精神和思想的高度重視情況。

　　崔祖瑛：1951年，出於階級鬥爭的需要，江青等人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陶行知一貫推崇武訓。他強調：“武訓雖然死了，它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萬年的。如果我們個個都有武訓的精神，還怕國家不進步嗎？”武訓被打倒了，陶行知自然也就不能提了。

　　1981年10月18日，鄧穎超在“紀念陶行知九十誕辰大會”上的開幕詞指出：陶行知先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由教育救國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個典型。1984年底，中央批准成立中國陶行知研究會、中國陶行知基金會。1985年，李鵬、胡喬木、張勁夫、鄧力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中國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胡喬木在會上講話，代表中共對批判電影《武訓傳》一定程度的反思。

　　1986年10月18日，江澤民同志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基金會于上海召開的第一屆理事（委員）會，隆重紀念陶行知九十五週年誕辰暨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陶行知的一生，是由卓越的民主主義戰士進而成為偉大的共産主義戰士的典型，是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典型，是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典型。”“陶行知先生著作宏富，論述精當，與當前的社會主義教育息息相通，堪稱中國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江澤民同志還親筆題詞“學習陶行知教育思想，促進教育改革”。原國務院總理李鵬同志題詞：“學習、研究、運用、發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為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服務。”

　　2007年4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紀委七次全會上談到學風建設和改善學習方法時説：“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詩這樣寫到：‘發明千千萬，起點是個問。禽獸不如人，過在不會問。智者問的巧，愚者問的笨。人力勝天工，只有每事問。’”在2007年全國優秀教師代表座談會上，胡錦濤同志進一步指出：“對教育事業的責任感，要樹立陶行知先生所説的‘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無私無畏精神”。溫家寶總理在多種場合強調：“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他還提倡要拓展“窮人教育學”，農村教育應該為受教育者改變家鄉、改變農村、改變生活而設計，而不應該為“背井離鄉”而設計，中國的鄉村，應該立足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而不應該一味追求升學教育。事實説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高度重視陶行知的偉大思想對加快社會主義教育發展，提高國民整體素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義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