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禮為旨歸

　　清代禮學十分發達，清儒的禮學考證工作，已臻于細密入微的地步。但學術總以百年為升降，以今天眼光來看，我們或許會對清代考證學者不厭其煩的文字爭辯感到不解，甚至不屑，但若以當日學人解讀當日之學術，則考證性文字背後實隱含著豐富的思想內容。然而，因為考據漢學長期以來被認為與“思想”無涉——章太炎、梁啟超、錢穆、路寶千等均有類似觀點，以至其思想性的一面多為人所忽略。余英時先生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曾提出，“清儒所嚮往的境界可以説是寓思于學，要以博實的經典考證來闡釋原始儒家義理的確切涵義”，但由於“清儒所面對並關切的問題正是如何處理儒學中的知識傳統”，所以對“知識”的追尋使得“思想”的面相易為人所忽略。但“就清儒來説，如何通過整理經典文獻以恢復原始儒學的真面貌，其事即構成一個最嚴肅的客觀認知的問題。”漢學家擅長考據，但考據之目的在於恢復儒學真貌，部分學者尚有實踐儒學的訴求，而非“為考證而考證”。只不過從方法論的層面，清儒從文字、聲韻、訓詁等入手，以考據之法來吐露其“思想”，而非如宋儒以口義等直接形式宣講理念。而且，清儒考據經典古制，決非停留于知識的層面，也不是內化為心性、信仰即止，如學者張壽安所説，清儒最關懷的不是個人內在道德修為的成聖境界，而是如何在經驗界重整社會秩序。故清儒考禮、議禮，有其經世思想的意味，且這种經世的意蘊不但體現在恤黨周裏、約鄉正俗等具體的社會實踐之上，其考證本身實有一種相對虛指的“行禮”之訴求。之所以如此，就學術源流觀之，清代漢學家多以東漢學人為重，小學尊許慎，經學尊鄭玄，而東漢是禮學特別是古禮學集大成的時期。由於河間獻王在蒐集古書方面的貢獻，以及劉向、劉歆父子致力於恢復古禮特別是天子禮這一西漢禮學相對缺失的環節，使得行古禮的訴求得到加強。如劉向在《五經通義》中説：“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可見他十分注重考察天子行禮之緣由與功能。清代漢學家以行古禮為指歸，與學尊東漢正相符合。

　　誠然，清儒考證重在“聞道”，如戴震曾説：“士生千載後，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唯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其並未特別提出將古制、古禮施行於今的想法。但細察之即不難發現，清儒中復古禮、行古禮的思想傳統其實始終存在，且此亦不失為“聞道”之途徑。清初學者毛奇齡在自敘學禮歷程時就提出“説禮者，行禮者也”的看法。其後，治禮經頗有心得的程瑤田更把行禮與“為仁”等同起來。聖賢制禮，為後人留下規矩，只有能行其禮，才可謂“為仁”。這就把行禮提高到儒者之立命這一層面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