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扁壺器形、文字臨摹圖。（攝影：孫純霞）

一位小觀眾正在聚精會神地觀察陶寺遺址出土的文字扁壺。（攝影：孫純霞）

　　中國歷史有傳世文獻支持的“信史”要從公元前841年算起，從此上溯的歷史便模糊不清了。幸好還有考古學。考古學家一次次從野外工作中打撈出曾經的記憶。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大幕由此掀開。如今，學者們相信，中華文明最起源的記憶被轉述為傳説流傳了下來，儘管現在沒有文字記載可以説明真人、真事，但是通過不斷的考古挖掘也許能漸漸揭開歷史的真相。

　　眼下，首都博物館正在舉行“考古中華”展，其中的很多展品，比如陶寺遺址出土文物的亮相就會給我們帶來很多對“神話時代”的新理解。該展覽將持續到10月10日。

　　陶寺遺址，堯舜居之？

　　山西省襄汾縣的陶寺遺址發現于上世紀50年代，屬於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遺址，面積約4平方公里。陶寺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3900年左右。大體相當於古史傳説中的堯舜禹時期。為此，有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就是唐堯部族的文化遺存。已故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就曾説：“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發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誠回憶説，上世紀70年代中期，為了探索夏文化，考古研究人員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進行了試探性的調查。考古研究人員兵分兩路。一路往北尋找晉南最重要的考古學遺址“陶寺遺址”。“結果出乎我們預料。”研究人員發現這一遺址的年代已經超出了夏的年代，與此同時還發現一些極其重要的器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彩繪龍紋陶盤。

　　隨後，1978年至1984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與臨汾文化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朱乃誠清楚地記得，當時考古研究人員在陶寺遺址發現了一片墓地，“可能有上萬座，400萬平方米。”其中有1300多座墓被發掘。

　　陶寺墓地存在明顯的等級區別。依據對墓葬的分析研究，墓主人有執掌一方神、軍、政全權，具有王者地位的首領人物和“王室”成員；有掌握部分權力、分屬不同等級的貴族；也有平民中的富有者，但絕大部分是下層貧民。“這1300多座墓地中，99%都很小，大型墓不足1%。”朱乃誠介紹説，在大型墓中佈滿了種類繁多的隨葬品。“這種社會等級的森嚴劃分，説明了當時社會文明化進程。”

　　然而，“日本學者一直質疑陶寺為什麼沒有城。”1999年，考古研究人員對陶寺進行再發掘。古城的面目逐漸清晰起來。在發掘面積為280萬平方米的城中，研究人員發現了疑似宮殿基址。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指出，大小城及城內宮殿、禮制建築遺址的出現，表明都邑性意義的城市已經出現。唐堯時期晉南地區已建立了職能完備的城邦，已經由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