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斯坦布爾到開羅的航班沒有坐滿，降落前我換到了機艙右側。這真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我先是注意到地中海邊的灰色灘塗，像哺乳動物幼仔的皮膚，往內陸一點是由大片棕色、黃色、白色拼成的三角洲，看上去和華北平原上的農村區別不大，世界上最長的河流把東非高原一點一點地搬到了這裡。然後我就看到了尼羅河，青黃色，反射著微光，像一條綢緞被甩在大地上，這是真正的河流的模樣。河流兩岸是綠色的，但西部沙漠竟然這樣的近，那些黃色高高聳立，好像隨時都可以傾覆在河上。

虔誠的朝拜

　　飛機在開羅上空盤旋，整個城市像是剛剛在泥坑裏打了個滾兒，又迅速在太陽底下風乾了一樣，幾乎所有的建築都是飽經滄桑的塵土色，不同之處只在尖頂、圓頂或是平頂。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遙遠的古格王朝遺址。小亮片在公路上奔跑，跑著跑著就堵在某個路口，據説這是一個城市重歸日常的標誌。機場也在沙漠中間，飛機已經很低了，底下還是黃沙一片，一架廢棄的客機坐在沙土裏面。降落了，前幾排一個東北口音的男人用足以匹敵機艙廣播的音量喊了兩嗓子：“妹(沒)看著啊！妹(沒)看著啊！”他説的也許是尼羅河西岸吉薩高地上的金字塔，它們看起來是有點小。

　　我來到這座城市，想要看看它如何面對自己不斷到來的歷史——有的凝固在4000年前的方椎體裏，有的剛剛在全世界的眼前爆炸，但還沒有走出機場，就遭受當頭一棒。機場到達大廳靜悄悄的，平常這裡充斥著世界各地的遊客和從海灣國家返回的打工者，過去30年有超過1/4的埃及人前往富有的沙特阿拉伯打工，他們帶回了房子、養老金和沙特的價值觀。但是今天，這裡只有無所事事走來走去的海關官員。

　　我們往無申報通道緩緩走去，已經快要出門了，攝像師突然想起自己的器材需要申報，於是折往申報通道，所有行李開包檢查，記下了兩台攝像機的型號和代碼，以為差不多了，結果一切才剛剛開始——他們請來了一位講英語的大媽，她要求我們出示開羅方面的保證書，以證明我們不是來埃及倒賣攝像機的，否則就只能押5萬埃鎊在海關，等我們離開埃及方能取回。我們現金不夠，又只有國內出具的函件，於是陷入了和大媽苦口婆心的糾纏，我們想盡了辦法，求助電話打到了半島電視台北京分社，但大媽不為所動，在我們讚美完英勇的埃及人民之後，她的要求又多了一項：你們是來採訪的吧，那還得去總統那裏蓋章。

　　我幾乎當場瘋掉，心想：你們的總統不是已經了嗎？冷靜下來後意識到她説的是Press Center(新聞中心)不是President(總統)。此後兩天，我的腦海裏不斷浮現出她那張毫無商量餘地的臉，和糟糕又自信的發音——她甚至管“上海”叫“Shangay”！那是她打算介紹給我們的一個中國人辦證仲介機構，負責人來自上海。我們決定讓他們扣著設備，先進城想辦法弄證。臨走前，她告訴我們，媒體辦公室24小時有人，隨時可以來找她。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她。第二天下午，我們帶著保證書和蓋章來到機場，一個工作人員主動幫忙，跑前跑後，還不斷用日語和韓語對我們説“你好”，最後他告訴我們：辦公室8點到下午3點開門，你們錯過了領器材的時間。接著這個小夥子好心建議道，你們明天上午再過來，給那個守門人一點小費，就能進入工作室所在的區域，也就可以取回器材了，“然後，我喝咖啡的錢呢？”他帶著10埃鎊(約合人民幣12元)離開了。

　　這時還不到下午3點半。我們攔住其他海關官員詢問確切的開門時間，得到了若干個版本。我們去機場問訊臺碰運氣，他們説：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個辦公室也許有人，但是人不知去了哪。這個國家已經換了主人，但擁有600萬工作人員的官僚系統仍得以維持。早在1992年，埃及的一部喜劇電影就辛辣地嘲笑過他們。一個叫艾哈邁德的小人物去政府大樓Mogamma給女兒轉學辦手續，但卻屢碰釘子，一個官員讓艾哈邁德格外惱火：每次他來，官員就假托“祈禱時間到了”不肯辦事，最後他們扭打起來，期間艾哈邁德搶走了守衛的搶，並且擦槍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