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9 11”事件已經10年。

　　雖然大鬍子拉登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但借用咱中國的一句老話説，他還真是陰魂不散。這跟10年前的一段逸聞有關（編輯：如果想了解這段逸聞，可以看 這篇文章）。從科幻作家的預言中走出的“城市恐怖主義”，正在把戰爭帶到每個人身邊，把世界帶入不確定的陰雲中，並逼著我們去應對不完美的未來。

“9 11恐怖襲擊”煙塵籠罩下的紐約。如今煙塵已落定，影響仍在延續。

　　值得一提的是，極富眼光和遠見的阿西莫夫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曾預言，“城市恐怖主義”將會興起。他把他的分析和見解寫進了《災變的選擇》一書裏（中譯本名為《終極抉擇——威脅人類的災難》，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王鳴陽譯）。可是，編輯老爺卻認為這未免有點兒危言聳聽，於是便在審稿時把它刪去了。為此阿西莫夫很不開心，1992年他在自傳中寫道：“這本書于1979年由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市場反應很好，我卻一直不高興。編輯刪除了我關於城市恐怖主義的那部分。他從沒有向我解釋，我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出版社似乎認為我寫的東西會有不愉快的後果。我覺得這就像是對我作品的審查，我多少有點兒怨氣。”

　　科幻大師20多年前的預見令人嘆服。如今，“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全球使用頻率極高的一個詞彙。就在美國世貿大樓被毀後，《洛杉磯時報》上登載的一篇文章預言：“下一個重大事件”將不是“某個科技革新或醫學上的突破”，而“可能是恐懼”。

　　全球城市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絲奇雅 沙森，在2005年7月訪華時跟記者談到，1998年是恐怖分子把城市作為首要襲擊目標、恐怖主義開始城市化進程的轉捩點。沙森稱：“9 11”之後，美國及其盟友先後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可謂捅了多個恐怖“馬蜂窩”。冤冤相報，如今全球的多個名城均在“反恐戰爭”的大旗下，岌岌可危地暴露于恐怖分子的襲擊視線下，城市恐怖地圖正在全球不斷蔓延。

2010年全球恐怖襲擊威脅示意圖。來自網易新聞。

　　現在許多人已經注意到：過去只是在科學幻想小説中出現的事情，如今竟然一樣樣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那些單個人的“憂慮”，如今卻成了全社會、全人類共同的“憂慮”。

　　“反恐戰爭”這種特殊類型的戰爭，無疑將不再是傳統上兵戎相見的雙邊對決模式，而將是一種“捎上”第三方的三角模式：城市與城市居民將為此“埋單”。

　　更值得警惕的是，恐怖主義所帶來的風險伴隨著技術的進步，已呈現出具有倍乘效應的快速增長勢頭。也就是説，恐怖分子活動能量的增強，恐怖活動的殺傷力的極大提高，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技術（核技術、基因工程、遙控裝置技術等）的發展密切相關。而恐怖分子實施恐怖活動的工具和手段一旦“高技術化”，後果將不堪設想。

　　這種情形，正如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創始人、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裏希 貝克所説，我們正在打開“一個嶄新的潘多拉盒子”：當國家與政府目前通過軍隊和警察而擁有的對暴力的壟斷特權被打破，而國與國之間未能形成有效的屏障進行阻擋的話，個人化的戰爭之門就有可能被恐怖分子所打開，全人類由此將會承受更大的、史無前例的災難。

　　前不久發生的導致數十人喪命的挪威槍擊案讓公眾開始警惕，未來的恐怖主義也許並不是與伊斯蘭相關的恐怖分子，而是擁有武器甚至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反社會“孤狼”（LoneWolf，該詞在歷史上曾被用來形容美國百人之上的種族主義反社會者）。

　　近年來，恐怖組織的數量似乎仍在與日俱增，這一方面反映了獲得武器和炸彈的便利，一方面也反映了財富的增長；而且，新型恐怖行為頗具國際性，一些恐怖組織在合併，另一些恐怖組織在興起，；甚至，全球恐怖網絡組織已然成為當今世界最有成效、最強大的組織之一，他們正在改變歷史進程，並導致投入巨大人力和鉅額資金的所謂的“反恐戰爭”。

　　美國的軍事指揮官常常感到他們是在跟一種“新型敵人”作戰。這種敵人的特點是：善於學習，善於變化，具有良好的適應性，並且創造了許多超常的方式來推進他們的事業進程。無怪乎有社會學者指出，拉登和他的下屬並沒有發明恐怖網絡組織，他們僅僅是在煽動和利用激進分子的憤怒情緒，並在他們的發展進程中提出了自組織法則。

　　恐怖主義的本質是沒有自我約束。它之所以會造成悲劇是因為這樣一個理念——最好的進攻時不會觸發最好的防禦的進攻。比起大規模進攻，小規模的襲擊更不容易觸發警鈴。

　　在人們最擔心恐怖分子掌握的三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核武器是最危險的。核恐怖主義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威脅，一旦恐怖分子獲取能夠被用來製造核武器的原料，後果不堪設想。耐人尋味的是，核恐怖的矛頭指向，竟然就是最先開發出這種恐怖工具的美國。

　　危險性僅次於核武器的是生物武器，然後是化學武器。別忘了，1990-1993年間，日本恐怖組織奧姆真理教就曾尋找生物和化學武器，並至少先後9次在東京和美軍駐日基地散佈生物病菌。最致命也是最令人震撼的一次襲擊是1995年他們在東京地鐵釋放沙林，造成12人死亡，1000多人受傷。

“9 11恐怖襲擊”廢墟。

　　最近十多年裏，“視死如歸”、“以身試彈”的自殺性襲擊者層出不窮，令世人震驚、恐懼不已。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孕育”出來的呢？

　　對於某些自我毀滅的行為，進化論多少能夠做出一點合理的解釋。而學者們在討論利他主義傾向，研究行為科學、進化理論與互惠的起源時，也不能不涉及這樣一個問題：進化的人性會為愛和正義留有空間嗎？

　　有一種理論認為，自我了斷的衝動也許表達了一種為讓親人活下來而自我犧牲的本能：要麼是因為這些親人會從自己的死亡中得到拯救，要麼是因為這些親人會從他們“省”下來的資源中得到很大的益處。這種行為的基因存活是會得到強化並且遺傳下去的。

　　按照美國人類學家斯科特 阿特蘭的分析，自然選擇可能是自殺性襲擊者得以滋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認為，自然選擇使人顯示出不同的性情和慾望，這些性情和慾望在遺傳過程中對環境具有適應性。比如，親人間的無私相助就是通過自然選擇進化而來的。

　　在生物學領域裏，這種所謂的“利他主義”有一個非常確切的含義，即單個生物體的行為，降低了該生物體自身的再生適應能力，但增進了至少一個其他同種成員的再生適應能力，也就是影響了一個個體基因出現下一代基因庫的相對頻率的能力。

　　人們已經觀察到，許多種類的動物都具有為其同類而自我犧牲的利他主義行為。儘管它們並不知道“高貴”為何物。

　　可是，在所有的動物中，也許只有人類才會發明“人肉炸彈”，以自身的消亡換得與敵人及無辜者的同歸於盡，這實在是把生存的鬥爭發展到了極致。

　　在我看來，這些人大抵可以説是一種“走火入魔”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的是一種出於自由意志並被其賦予了某種意義的所謂“積極的”死亡，而且相信那種作為是他們改變世界的唯一途徑：“你為他人犧牲，他人就會為你實現夢想。”

　　對眾多恐怖分子的心理分析顯示，恐怖分子沒有任何可以確認或者説可以識別的精神病理學特徵；而且，大量的研究還表明，從精神上説，這些恐怖分子簡直是令人震驚的“正常”，根本沒有所謂的“恐怖人格”；從外形上看，有些恐怖分子跟“鄰家男孩”無異，有的還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穩定的經濟收入。

　　其實，在個人的價值觀及行為背後，往往有著某種微妙的東西在起作用。在不同的信仰和意識形態圈裏，“仁”、“義”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和含義。如果説，魚與熊掌是在兩種慾望中權衡得失，那麼，舍生取義則是在“生”和“義”這兩個境界中做出抉擇。

　　紛繁的世界，複雜的人性。

　　想起了一位歷史學家講的話：當今時代的希望和危險遠遠超過世界歷史上的任何時代。人類還從未看到展現在他們面前的如此燦爛奪目的前景，但人類同樣也從未見識過潛伏在這種前景後面的蘑菇雲。

　　我們置身於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同時也生活在一個緊張和恐懼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