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平津危急，為了避免故宮文物淪入敵手，故宮博物院奉命選擇院藏文物精品南遷南京。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剛剛安頓好的故宮文物不得不再度踏上了遷徙之路。

　　本文摘自《民國的背影：那些人 那些事》，王凱 著，電子工業出版社，2010.8

　　“九一八”事變後，平津危急，為了避免故宮文物淪入敵手，故宮博物院奉命選擇院藏文物精品南遷南京。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剛剛安頓好的故宮文物不得不再度踏上了遷徙之路。國寶遷徙工作分南路、中路、北路先後進行，其中南路是最重要的一路，這批曾在1935年赴英國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80余箱國寶精品由南京出發，經漢口、長沙、桂林、柳州一路西行進入貴州境內，在貴陽和安順一帶度過了一段相對安靜的時光。

　　從南京到貴陽

　　1937年元月，故宮在當時的首都南京成立分院，但隨即抗日戰爭爆發，南京政府準備遷往長江上遊重慶，並下令將南遷的故宮文物再次遷移，故宮決定將這批精品文物西遷長沙。據《故宮四十年》、《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等書籍記載，此路由莊嚴、曾湛瑤、那志良等人負責押運。

　　為防止文物途中破損，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一直在進行整理、裝箱的工作。裝箱是古籍文物搬遷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眾所週知，古籍文獻好裝，而瓷器、玉器、青銅器等文物卻易碎易變形，裝箱就需要特別謹慎小心了。故宮為此專門向北京琉璃廠的老古玩商學習包裝技術，又仔細觀察江西景德鎮運送瓷器時的捆紮方法，總結出了“穩、準、隔、緊”的四字真言。對於前兩個字，原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解釋説：“所謂穩者，不外小心是也；所謂準者，換言之即為正確，沒有錯誤。”對於後兩個字，原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那志良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解：“一個是緊，一個是隔離，每捆瓷器捆紮緊緊的，捆與捆之間用稻草谷殼，塞得緊緊的，便少有破碎之虞。”後來，數十萬件國寶四處遷徙歷時10 餘年行程數萬里，但受損者幾乎沒有。

　　1937年8月14日，首批80余箱西遷文物裝上招商局“建國輪”，由南京水路運往漢口，然後轉汽車抵長沙，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計劃準備在附近的山上開一個山洞來儲藏文物，好讓這些寶物定居長沙，可未等計劃實施，日軍就已開始對湖北、湖南輪番轟炸，政府趕緊下令將文物遷至貴陽。國寶遷走時間不長，湖南大學圖書館就被日機炸平了，所幸文物已及早轉移，沒有任何損失。那志良後來回憶這段往事時説：“這真是英明之見，我們離開才不過一個月，湖南大學就被轟炸，夷為平地。”

　　1938年1月，故宮國寶轉移入黔。這條遷運路線非常曲折，當年湘西一帶時有土匪出沒，為保證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輛汽車將其運至廣西邊境，由廣西公路局派卡車接運，轉道桂林、柳州至貴州邊境再換貴州公路局車輛，最後經黔桂公路的獨山、都勻、貴定運抵貴陽，暫存于六廣門蔣介石行營之所。這批輾轉運抵貴陽的文物，在此存放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一部海外出版的故宮文物專著清楚地記錄著文物的存放地點：“儲藏在貴陽六庫(廣)門一處花園的平房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