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niel Gilbert）“倫敦防活埋協會”成立於1896年，其目的是為了防止把人“過早埋葬”，也就是活埋。

　　19世紀，人們還沒有辦法把“看起來死了但還有一絲生氣的人”和“死人”精確地區分開來。活埋在那時確實是有可能發生，不過幾率很小。實際上，病人被被活埋的幾率無論是在1896年還是在今天，幾乎都接近於零。然而，嚴肅而高尚的英國人為此成立了行動委員會、撰寫了嚴肅的社論，並且推進了立法來確保“沒有人再遭受活埋的酷刑”。其結果就是一系列繁瑣又昂貴的禮節儀式，包括在下葬前讓屍體穿戴齊整、光鮮照人地在棺材裏躺很久。直到今天，人們都還恪守這套葬禮程序。只是在葬禮上坐起來説自己被誤診了的遺體基本上沒怎麼有過。

　　小概率的活埋事件我們嚴陣以待，生怕出錯。但對那些頻頻見報的重大事故，我們卻像對待小概率事件一樣，事先失于防範，出事了再來聲張。飛機失事了、油輪泄漏了、海嘯導致核電站爆炸了，我們會立刻質詢事故原因，責問當事人，籌款賑災、立法防範。乍一看，這樣的程序再合理不過了——畢竟大家都不希望災難發生。那麼，問題出在哪呢？

　　問題出在資源是有限的。

　　我們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放棄做另一件該做的事。不過，研究發現，做決定時人們總是想著要得到的東西，而不太注意主動放棄的東西。在猶豫著要不要買某樣東西時，如果問自己“是買還是不買”，很多人都會選擇買；而如果是問自己“是買這個還是把錢留著買別的東西”，那麼選擇不買的人就增多了。儘管“不買”和“把錢留著買別的東西”其實是一個意思，但是後面這種説法會讓你注意到：買了這個東西就不能買別的東西了，這個事實常常被我們忽略。

　　回到上面的問題。我們應該做一切能做的事情以避免全球變暖嗎？應該加大監控、嚴防恐怖主義挾持飛機嗎？應該盡一切努力防止食物被大腸桿菌污染嗎？乍看答案顯而易見——當然應該呀。可是，把這些問題放到一起考慮，煩心事就來了：是應該優先保證食品安全還是保證飛機的安全呢？是防止全球變暖更重要還是讓窮苦人民都吃上飯更重要呢？每一個這樣的問題都會引起公眾激烈的辯論。預防災害看起來都有崇高的理由，但這其實涉及了非常實際的選擇。

　　17世紀，帕斯卡和費馬提出了博彩遊戲的最優策略，這種策略亦可以用來指導我們在預防災害時做出選擇：先看災難發生的幾率有多大，再看災難造成的後果有多嚴重，然後，兩相其害取其輕。如果有兩個災難，一個是會導致3000人無家可歸，一個是會奪去30萬人的性命，我們資源有限，只能救一個，那麼如何選擇，答案顯而易見。

　　可惜，情況並不總這麼簡單。

　　有一個問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費馬和帕斯卡這兩個數學天才要花費這麼多精力去研究一個看起來結論很明顯的決策模型呢？答案就是——人們通常都不會按常理出牌。

　　我們會花很多精力去預防感冒，卻不願改變飲食習慣預防糖尿病。我們怕死，雖然都免不了一死，但我們還是怕。不過，病死、老死我們不怎麼怕，我們怕的是被恐怖分子劫殺、被外星人劫持、地球末日。

　　一些經典的道德兩難問題也顯示了人類的非理性思維。在救出5個人中的5個人和救出10個人中的6個人之中，二選一，必須選一個，你怎麼選？大多數人會選一。因為選一能拯救100%的人，而選二隻能救出60%的人（儘管選二獲救人數的絕對值更大）。

　　為了拯救許多人的生命必須把一輛電車推向一個無辜的人，這我們還下得了手；可為了拯救許多人的生命必須把一個無辜的人推向一輛電車，我們很可能就下不了手了——雖然這兩種行為的結果是一樣的。

　　我們的大腦生來就是為了在非洲大草原上尋找食物，不是為了要評估核洩露的可能，也不是為了衡量過度捕魚對海洋生態的影響。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大自然在每個人的腦中都安裝了一套“危機監測系統”，這一系統是基於我們祖先所面臨的威脅而形成的。因此，我們生來就對原始的威脅最為敏感，比如一條游動的蛇、一群揮舞著大棒的敵人，還有搶走你愛侶的情敵等等。但是，這套原始系統對現代人類所面臨的威脅卻完全沒有反應。

　　社會性是人擺脫不了的屬性。我們的大腦會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分析別人的一舉一動，揣摩他人所想所知、所需所欲。人都是分析（自己以外的）人的專家，因而對人造成的威脅特別敏感。在模擬經濟博弈的實驗中，人們會拒絕過低的還價，如果還價的對方是人而不是機器，這種拒絕的態度會更強烈。

　　傷害本身固然讓人痛苦，但人為的傷害會尤其讓人無法釋懷。因此，與預防傳染病相比，人們會花更多時間在防止人肉炸彈上，儘管前者可能會導致40萬人失去性命，而後者造成的傷亡與之相比不值一提。

　　我們會終日為孩子被綁架擔心不已，而忽略兒童肥胖症的危害——儘管綁架案並不是經常發生，而肥胖引起的並發癥卻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恐怖分子和綁架犯是人，而病毒和炸薯條是無生命的物體，物體造成的威脅永遠比不上人。

　　我們尤其不能容忍尊嚴、榮譽和價值觀被人傷害。道德準則在人類社會的運作和發展中起著無比重要的作用，它將社會成員聯絡在一起，構成了信任以及勞動分工的基礎，讓成員在無人監督的時候也不做壞事。正因為這些準則如此重要，我們對違背道德準則的人和事也顯露出極大的興趣（想想醜聞發生時報紙大賣的情景吧）。

　　不幸的是，當人口數量膨脹到70億之眾，名族尊嚴並不是懸頭等大事。執著于道德情感問題並沒有錯。但之前説過，資源是有限的，把精力投入到解決一個問題中總是意味著放棄解決另一問題。對道德情感本能的過度關注會讓我們無暇顧及更嚴重的問題。

　　對道德的“癡迷”還會大大影響我們解決緊急問題的步伐。舉一個例子：許多國家都明文禁止買賣人體器官。於是，有錢缺腎的人慢慢病死，而有腎缺錢的人就得活活餓死。理性經濟模型指出，對毒品徵稅會大大降低毒品濫用率以及涉毒犯罪的發生率，但許多人都不能接受，因為對毒品徵稅就意味著對“不道德行為”的默許和容忍，儘管這種容忍實際上可以減少這種行為。

　　同樣，賣淫合法化、允許買賣對減排積分、付錢給孩子讓他們上學等決策，且不管其成效如何，人們只是以道德準繩加以批判，——哪怕這些政策最終被證明是有效的，人們還是無法接受。很明顯，人們寧可受苦受難，也不願思想站錯了隊。

　　人的社會性是人類最大的優點，但某種程度上也會成為人類毀滅的原因。在我們眼中，世界分為兩部分：朋友與敵人、英雄與惡棍、同盟與叛徒、高尚與卑鄙、榮耀與譴責，我們總會被小事所表露出的戲劇性所吸引，對後果慘重的危機視而不見。我們可以犧牲自己去拯救一個孩子的生命，但卻不願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隨手關燈。

人類的思維方式與現代社會不接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

　　一種方法是用恰當的表述方式描述問題。實踐證明，與道德相關的表述更能激發人們的行動力。德州的高速公路曾經堆滿垃圾，久整不治，直到1986年州政府打出一條口號：“別給德州人添亂！”這把每個德州人的利害都牽涉了進來，丟垃圾的問題大幅改觀。

　　再來是酒店的毛巾問題。客人住酒店用毛巾基本都是用完一次就換新的，為了避免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清洗幾乎沒怎麼用過的毛巾，酒店會在房間裏挂上標語，鼓勵客人循環使用毛巾。2008年的一次調查發現，兩條標語“保護環境，請循環使用毛巾”和“在本房間住過的75%的客人都參與了我們的節能環保項目，循環使用毛巾”，第二條把毛巾的循環使用率提高了33%。因為，第二條標語暗示：在非必要的情況下讓酒店清洗沒怎麼用過的毛巾是違反道德的行為（不環保），而且大多數人（75%）都這樣做。

　　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研究出了許多方法和訣竅，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到重要的問題上來。我們並不缺少解決方案，缺的只是付諸行動的意願。

　　另一種方法是改變人的思維方式。人有理性思考和決策的能力，學會權衡利弊並不難。在一項實驗中，研究者發現，哪怕是短短5分鐘的簡單培訓都顯著改善人的決策。我們教高中生喬叟的作品、立體幾何題，但卻不教他們如何理性地分析關乎人類存亡的命題。

　　在決策分析以及優化方面，心理學家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可是，研究成果雖得了諾貝爾獎，成了暢銷書，做進了遊戲，投資機構還是沒有對優化決策給予重視。人類的命運與我們的決定息息相關，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能讓一切變得更好。

錯誤的診斷把人活埋，錯誤的決策把社會給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