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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聽人説數學浮于實際——本來嘛,理論不同於實踐,需經由依託才能應用於生活。數學研究往往先於時代,社會還沒發展出合適的落腳地,很多數學理論生來就成了“遺腹子”,少人疼愛。好在她天然的嚴謹和邏輯,許多數學定理歷經千年依然如是。然後,就在我們最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與後面趕上來的生産力不期而遇,交匯處生出燦爛的數學之花。

  下文選自英國皇家數學史學會會員 Peter Rowlett 編撰的 The Unplanned Impact of Mathematics 一文,我們編譯了3個理論與實際相遇的故事。原文2011年7月14日在《自然》上發表。

四元數:150年後在計算機時代盛開

  1843年10月16日,愛爾蘭數學家漢密爾頓爵士(William Hamilton)在散步時,突然想到了i2=j2=k2=ijk=-1 的方程解,並且創造了形如 a+bi+cj+dk 的四元數(a為標量,〔bi + cj + dk〕為矢量)。為了捕捉這一思想火花,漢密爾頓爵士顧不得保護文物,將方程刻在了正好經過的布魯穆橋上。

  這條方程放棄了交換律,是當時一個極端的想法(那時還未發展出矢量和矩陣)。四元數是複數的不可交換延伸。如把四元數的集合考慮成多維實數空間的話,四元數就代表著一個四維空間。漢密爾頓爵士本來正在研究如何把複數應用於三維空間,但橋上的靈光一現,直接把研究擴展到了四維上去。

漢密爾頓于1843年刻在布魯穆橋上的方程。

  四元數有著漂亮的數學形式,還適用於地理學、力學和光學的研究。之後的時間裏,漢密爾頓爵士把大部分精力都用於推廣四元數的概念。他死後,接力棒傳到了愛丁堡大學自然哲學教授皮特格恩裏泰特手中。

  著名物理學家威廉湯姆遜(也稱“開爾文男爵”,熱力學溫標單位開爾文便以他的名字命名)曾説:我和泰特為四元數爭了38年。兩人合著《自然哲學論》( Treatise on Natural Philosophy )時,曾決定在必要時引入四元數的概念,但從最終手稿來看,“必要的時候”一直不曾出現。

  19世紀末,向量微積分的出現更是搶走了四元數的光芒。在20世紀中葉的科學和工程界中,矢量幾乎已完全取代四元數的位置。麥克斯韋曾在他的《電磁場動力理論》直接以20條有20個變量的微分方程組來解釋電力、磁力和電磁場之間的關係。

  某些早期的麥克斯韋方程組使用了四元數來表述,但與後來黑維塞使用4條以矢量為基礎的麥克斯韋方程組表述相比較,使用四元數的表述並沒有流行起來。人們認為四元數空有漂亮的數學結構,沒有什麼實際用途,不過是數學史上又一個無足輕重的註腳罷了。

  到了計算機時代,四元數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三維幾何旋轉的計算中比矩陣更有優勢,在機器人技術、計算機視覺和圖像編程領域都是極為重要的工具。

  150年之後,漢密爾頓爵士他們的研究終於得到了世人認可。自己種下的理論滋養了全球數以千億計的計算機産業,爵爺若地下有知,也應該感到欣慰了。

最密堆積:3個世紀後在信道中相遇

假如在你面前放著一堆橙子,怎麼擺放才能最節約空間?

  別以為這只是困擾水果店老闆的日常煩惱之一。雖然任何人都可以憑經驗或直覺斷定,把上一層橙子交錯著放到下一層橙子彼此相鄰的凹處,顯然要比直接一個疊一個的擺放更合理。但誰能從數學上證明,的確不存在比這更合理的方法呢?

  1611年,開普勒提出,水果商堆橙子的辦法對空間的利用率最高,可他自己卻沒法給出證明。在400多年的時間裏,“開普勒猜想”(Kepler‘s Conjecture)難倒了眾多數學家。直到1940年,匈牙利數學家拉茲洛費耶托斯才解決了開普勒猜想的簡化版——圓環堆積問題。

  1998年,一則數學新聞突然成了各大媒體報道的焦點:美國匹茲堡大學的托馬斯海爾斯(Thomas C. Hales)證明了“開普勒猜想”:在箱子裏堆放大小一樣的球,用“面心立方體”的堆積方式(即上層圓球安放在下一層圓球中間的各個凹處)可以使空間利用率最高。也就是説,水果商在箱子裏裝橙子的辦法一直都是最有效的。

  海爾斯解答了這個提出了400餘年的難題,但水果商並不買賬。一位水果攤小販在接受電視臺採訪時説:“這簡直是浪費時間又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

  不過,開普勒和海爾斯的智慧結晶當然不僅僅是用來裝橙子這麼簡單——有關最密堆積的研究成果是現代通訊技術的重要工具,是信道編碼和糾錯編碼研究的核心內容。

  同樣也是在17世紀,牛頓和大衛格裏高裏因“牛頓數問題”爭來爭去。牛頓數,“Kissing Number”,是與一個n維球外切的等維球的個數。很容易看出,二維的牛頓數是6(上圖左)。牛頓確信三維的牛頓數是12,直到1953年,科特舒特和范德維爾登才給出了一個證明。

二維(左)與三維牛頓數示意圖。二維牛頓數是6,三維牛頓數是12。(paulbourke.net)

  2003年,奧萊格穆辛證明了4維的牛頓數是24。至於5維的牛頓數,目前只知道它在40到44之間。不過,我們知道8維的牛頓數是240,24維的牛頓數是196560,這兩個數都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安德魯奧德里茲克在1979年證明的。8維和24維的牛頓數證明起來其實比三維的牛頓數簡單,它們還跟超密集的球體填充問題有關:8維E8點陣和24維Leech點陣。

  這些發現令人驚奇,不過讓普通人一頭霧水的概唸有什麼實際意義?接下來聽我説。

  20世紀60年代,一位叫戈登朗的工程師正在設計調製解調器系統。他需要從一個繁忙的頻道(例如一個電話線)發出一個信號,信號由一系列的音調組成。但是,由於一個頻道傳遞的信號過多,經常出現信號無法被完整接收的情況。朗將組成信號的聲音用一串數字表示,信號即可被當作一個個包含信息的“小球”,為了使發送的信息量達到最大化,這些“小球”必須被盡可能緊密的排列起來。

  20世紀70年代晚期,朗發明了採用E8堆積法傳遞8維信號的調製解調器。由於這項技術可以通過電話線進行信號傳播,不必重新設計信號電纜,因此大大加快了互聯網的發展。

概率論:從賭桌上的硬道理到保險業的發展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出現了一位大學者,卡爾達諾(Girilamo Cardano),他精通數學、物理、占星,在當時被稱作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卡爾達諾嗜賭,但賭術卻並不高明,在賭桌上輸掉了大把的家産。不過,他由此寫下《論賭博遊戲》一書。此書于1663年出版,被認為是第一部概率論專著,開創了現代概率論研究的先河,也為今天的精算學做了鋪墊。

  一個世紀之後,法國賭徒梅內(Chevalier de M岢r岢)遇到了難題。他常玩的兩個遊戲,一個是連續擲4次色子,看能否扔出一個6;一個是擲兩個色子,連續24次,看能否扔出2個色子都是6的情況。梅內以為兩者贏錢的概率相等,不過實際情況卻與他想的不一樣。玩第一個遊戲他贏多輸少,第二個遊戲卻是輸多贏少。

  梅內向朋友,數學家帕斯卡求助,帕斯卡隨後在1654年和費馬在信件往來中探討了這個問題,為概率論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657年,荷蘭人惠更斯發表了《論賭博中的計算》,這也是第一部公開發表的概率論著作。

  17世紀晚期,雅各布伯努利發現,隨機擲一次色子,每個數字出現的概率都是1/6,但連續擲6次色子並不能確保每個數字都出現。在卡爾達諾研究的基礎上,他提出了伯努利實驗。n重伯努利試驗(也稱伯努利概型)常用來討論n次重復試驗中某事件發生的次數及其概率。由於樣本點不一定是等概率的,許多實際問題都可歸結為這種模型。

  更重要的是,伯努利還提出了大數定律,指在一個隨機事件中,隨著試驗次數的增加,事件發生的頻率越趨近於一個穩定值。這個定律甚至促進了保險業的發展。

  過去,保險公司只敢賣出有限的保單,因為賣出的保單越多,賠付的風險看上去就越高,保險公司擔心賣出過多的保單會使公司不堪重負而垮掉。直到18世紀初,保險公司才開始像現在一樣大肆推銷保險。這都多虧伯努利的大數定理證明:保單賣得越多,賠付的概率就越趨於穩定,風險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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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Id 1 1 數學理論: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與實際相遇 1 常聽人説數學浮于實際——本來嘛,理論不同於實踐,需經由依託才能應用於生活。數學研究往往先於時代,社會還沒發展出合適的落腳地,很多數學理論生來就成了“遺腹子”,少人疼愛。好在她天然的嚴謹和邏輯,許多數學定理歷經千年依然如是。然後,就在我們最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與後面趕上來的生産力不期而遇,交匯處生出燦爛的數學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