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有言：“我們了解歷史一般通過兩個途徑———文獻及證物。文獻的局限在於執筆者的主觀傾向，以及後來人的修飾。因此不能保證客觀真實地再現歷史。證物不言，卻能真實地訴説其文化背景，描述成因。文明的形成過程是靠證物來標定坐標，匯成進程圖表。”“為文明標定坐標”的證物，便是文物。我們推出“文物傳奇”系列報道，不僅為了介紹文物本身的價值，還希望通過揭秘文物背後的曲折故事，點亮歷史深處的人文光澤。因為我們相信，總會有一些光澤，能安撫我們內心的浮躁；總要有一些光澤，為快速發展的時代，尋找底蘊豐富的心靈依靠。
2011年3月17日，山東博物館“十大鎮館之寶”評選活動揭曉，在山東博物館館藏的20萬件文物中，十件文物脫穎而出，成為“鎮館之寶”，其中之一是商代的甲骨文。
山東博物館珍藏有五千余件商代甲骨，數量多，學術價值高，在全國博物館中名列前茅。根據已故著名甲骨學家、歷史學家胡厚宣先生的鑒定，國內的甲骨收藏，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之後，省級博物館中便要數山東博物館了。
如今，當人們在博物館亮麗櫥窗裏欣賞甲骨時，也許很少有人知道它們驚險而坎坷的命運。這些具有傳奇經歷的甲骨，經過半個多世紀劫難後，作為山東博物館“十大鎮館之寶”，向世人陳述著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份沉淪與奮爭。
7月24日，記者找到88歲高齡的劉敬亭，這位1949年開始在膠東參加文物管理工作的老人，對這些甲骨情有獨鍾。
1219片羅振玉舊藏甲骨，險入日本人之手
劉敬亭介紹，雖然她開始介入文物管理工作是在1949年，但1945年的那些驚險之事，早已聽同事説了無數遍，就像自己親身經歷的一樣。
1945年9月日軍投降後，山東膠東行政公署派幹部去東北地區鞏固地方政權，接收敵産。公署幹部高兢生帶領十幾人到大連遠東煉油廠執行任務。發現煉油廠內，一名日籍工程師遲遲不肯隨日本僑民撤離，接連幾天在廠區徘徊，並十分留意廠區裏一個四面焊死的大鐵箱。箱內何物？無人知曉。這引起大家的懷疑，就用鐵鑿撬開鐵箱。鐵箱一開，人們驚嘆不已，原來裏面裝有73個木制小抽屜，11個布制小盒，嵌裝有1219片甲骨。高兢生等人分析，遠東煉油廠是海上碼頭，此箱應是日本人戰敗欲運走而未及運走者。膠東行政公署各救會會長張修己得知後打電話叮囑：“務必妥善保管，待機運往膠東。”由於當時大連由蘇軍管理，環境特殊，解放區幹部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將這箱甲骨運到山東棲霞保存。那個神秘的日本人在甲骨被發現後，失去蹤影。
1951年膠東文物管理委員會撤銷時，把所藏甲骨交給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其中包括這批甲骨。後來省文管會與省博合併，這批甲骨成了省博的珍貴館藏。
新中國成立後，胡厚宣鑒定這批甲骨時，發現正是抗戰時期不知去向的著名金石學者羅振玉所藏甲骨。甲骨經什麼人之手，又是什麼人將它們藏在日本人工廠的大鐵箱裏，現在已很難弄清楚。但據日南滿鐵路檔案，日軍侵華期間，曾秘密將掠奪的中國文物從東北盜運回國。這批珍貴的甲骨，應是日本人沒來得及盜走的遺留。
劉敬亭介紹，這批羅振玉的舊藏甲骨中，有四片是特級品和精品。分別是一片“鬼方”(即匈奴，《易經》雲：“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據説“鬼方”甲骨全國僅有三片，其中兩片在台灣；另一片刻有帶“金”字旁的“馬”字，“金”在甲骨中十分罕見，此係《甲骨文合集》中的唯一；還有一片正反面均有刻字，內有三個字呈“龜”型，在甲骨文資料中也是罕見的；再有一片的正面刻一“虹”字，此字邊上的兩道弧當是龍身，下端是龍頭，作二龍吸水狀，古人認為龍出吸水即天晴，故為“虹”字。
8080片明義士舊藏，歷經風險“二次出土”
提到山東博物館館藏甲骨，有個外國人必須提及，他就是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明義士1885年2月23日生於加拿大，原名叫孟席斯 詹姆斯 梅隆。
1910年，明義士接受加拿大教會授予的牧師職務，來到中國傳教。他在河南武安、彰德等地調查收集文物，後得知殷墟一帶出土甲骨，便大量收購。據傳蒐集到五萬餘片，成為收藏甲骨最多的外國人。1933年，明義士到齊魯大學教書，他從歷年藏品中選出一部分，由安陽運抵濟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他離開齊魯大學並帶走許多珍貴文物。來不及帶走的文物裝箱封存在齊魯大學。
這批封存于齊魯大學的文物此後歷經風險。1942年，日軍佔領齊魯大學，明義士的朋友們將藏品分別存放，其中一箱甲骨藏在學校金庫裏，其他埋于校園各處。同時繪製兩張方位圖，正本轉交明義士，另一份由外籍傳教士安德魯保存。從後來的書信中可知，藏品被至少存放于五個地方。與被日軍盜掘的歷史文物和圖書相比，這批文物得以免遭日軍劫掠，實為萬幸。1952年，將要離開中國的原齊魯大學英籍校長林仰山向學校交出這份繪製于1942年、標有明義士甲骨埋藏位置的“藏寶圖”副本。按照圖中指示，發現文物140箱、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有文字的3668片)。至此，明義士收藏的甲骨經過二次出土，重見天日。這批甲骨雖大多都是小片、碎片和無字甲骨，價值比不了羅振玉舊藏，但能重見天日，也實屬萬幸。
山東人王懿榮———“甲骨文之父”
劉敬亭説，山東和甲骨文淵源深刻，所以山東博物館館藏的重要甲骨能成為“十大鎮館之寶”，也是對“甲骨文之父”、山東老鄉王懿榮的告慰。
古代甲骨上的刻劃痕跡被確認為商代文字，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考古的三大發現之一(另兩大發現是敦煌石窟、週口店猿人遺跡)。它的發現過程十分偶然又富於戲劇色彩，和山東人王懿榮關係密切。
清末光緒25年(公元1899年)，清朝國子監祭酒王懿榮(1845年—1900年)得了瘧疾，派人到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的達仁堂中藥店買回一劑中藥，王懿榮無意中看到其中一味叫龍骨的藥品上刻劃著符號。對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榮覺得，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他派人到達仁堂，用高價把藥店刻有符號的龍骨全部買下，又通過古董商范維卿等人蒐購，共收集1500多片。他研究分析後認為，這並非“龍”骨，而是幾千年前的龜甲和獸骨。他從甲骨上逐漸辨識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又找出商代幾位國王的名字。由此確認這是刻劃在獸骨上的古代文字，這一發現引起轟動，文人學士和古董商人競相蒐求。
首先對甲骨文作出確認的王懿榮沒來得及深入研究和著書立説，八國聯軍便逼近北京，他被任命為京師團練大臣。1900年7月，侵略軍兵臨城下，慈禧太后帶領皇室人員出逃，王懿榮對家人説：“吾義不可茍生！”隨即寫了一首絕命詞，毅然服毒墜井而死。後人稱這位最先發現甲骨文的人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發現90週年的1989年，王懿榮紀念館在他的家鄉山東煙臺福山區建成，以紀念他的功績。王懿榮殉難後，他所藏甲骨大部轉歸好友劉鶚(《老殘遊記》作者)。劉鶚又進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鐵雲藏龜》一書，將甲骨文資料第一次公開出版。
甲骨文被發現後，古董商人為壟斷財源，對於甲骨來源秘而不宣。直到1908年，學者羅振玉才首先訪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陽的小屯村一帶，他派親屬去求購，又親往安陽考察。先後蒐集到近兩萬片甲骨，于1913年精選出2000多片編成《殷墟書契》(前編)出版，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繼羅振玉之後，許多著名學者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釋和研究，從而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甲骨學。董作賓、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並稱為“甲骨四堂”，被譽為甲骨學研究的一代宗師。
自費7萬元出版《山東省博物館珍藏甲骨墨拓集》
對於甲骨文研究來説，材料收集非常重要，羅振玉曾謂：“材料之蒐集，尤重於研究。”郭沫若亦云：“秘而不宣，與藏之地下何異。又如研究考證，尚欲免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之嫌，則所見材料必多。”
上世紀九十年代，時任省博保管部部長的劉敬亭開始對1970片精華甲骨進行墨拓。劉敬亭説：“以前墨拓時，總要請一位老先生幫忙。後來我主動拜師，終於學會墨拓甲骨。雖然很多人都會這個手藝，但要拓好甲骨需要十足耐心，好的棉紙、好墨、認真細緻的態度，一樣都不能少。經過兩年時間，我終於將館藏甲骨文字之精華共1970片墨拓出來，並請劉長忠先生把甲骨上的釋文用小楷寫在拓片邊上，以方便學者研究。由於我只是小學文化，對甲骨文的釋文解讀費盡週折，各種艱難，只有自己知道。”
墨拓雖然完成，拓片的出版卻因經費而擱淺。劉敬亭説，“我擔心自己的拓片會如郭沫若所言‘秘而不宣’，內心非常痛苦。幸虧我的兩個女兒，知道我的心願後湊齊7萬塊錢，讓我自費出版了這本《山東省博物館珍藏甲骨墨拓集》。1998年這本書面世，作家蔣維崧題寫了書名，胡厚宣為之作序。國內不少甲骨文學者對該書都給予充分肯定，認為我的墨拓功夫是‘全國一流’。能為甲骨文研究作出自己的貢獻，我這個在文物戰線上工作了60多年的‘老兵’就沒有遺憾了。”(錢歡青鐘寧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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