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美國百老匯歌劇《劇院魅影》赴港演出，卻找不到合適的劇場，那時香港就有人建議，是否在西九龍興建一座具有國際規模的大劇院？這大概可以算得上西九龍文化區的萌芽。到了1998年，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在當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在位於西九龍填海區的臨海地段興建一系列世界級文化設施，希望借此提高香港的文化水平與世界地位。

　　西九龍位於維多利亞港灣最後一塊填海區，與廣東道接壤，西南面依傍著美麗的港灣。西九龍文化區選址在西九龍最南端，它的形狀像一把長柄勺子，這片由人工填海所形成的40 公頃土地，東西兩端長約1.4公里，沿海長度有2.3 公里。從地理地置上看，如果説維港是香港的一條項鏈，那麼西九龍就是項鏈上最後一顆未經雕琢的珍珠。

　　從西九龍文化區這一名詞誕生的第一天起，圍繞它展開的論戰就從未停歇。10 多年後的今天，有關西九龍文化區的規劃設計終於塵埃落定。由普利茲克獎得主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主導設計的“城市中的公園”，入選西九龍文化區的最終規劃設計方案。

　　“城市中的公園”

　　2010 年 8 月 20 日，備受關注的西九龍文化區三個概念規劃方案終於出臺：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園”、許李嚴的“文化經脈：持久活力”和庫哈斯的“東演西藝中城墟”。

　　在福斯特的“城市中的公園”中，他這樣描繪理想的城市：“城市，是由小巷、街道、公共空間、公園還有平凡的建築群和公眾的文化地標建築交織而成。”

　　香港著名建築評論家、建築師、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朱濤評價説：“看看福斯特對城市元素的排序：先是一系列城市外部空間─公園、公共空間、街道等，然後才是作為實體的建築。”在朱濤看來，“ 在整體城市哲學上， 很難説三家之間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大家都趨於謹慎，趨於重新珍惜那些傳統城市中的成功經驗，如對街道網絡、公共空間、綠化空間和城市肌理的愛護。三家方案設計思路和手段的差別，是在更細的層次上展現出的。”

　　對於勝出者福斯特的設計方案，朱濤歸結為三個核心元素：街區、公園、獨立地標型建築。他介紹説，在基地東部，福斯特規劃了一條帶狀的城區，以求得與基地外邊緣現有的街道網絡連接起來。

　　“沿南北向，除連接高鐵站前廣場和城市幹道外，福斯特還細化街區，在樓與樓之間留出很多空隙，讓海風和海景滲透過去。沿東西向，福斯特設有三條平行街道：北邊利用現有的柯士甸道，南邊是海濱長廊，向東與九龍公園相連，向西引向一個巨型海濱公園；在這兩條道中間，是一條步行的‘中央大街’，可稱為整個帶狀城區的脊柱。街北邊多是較高層商業開發樓宇和少部分小型文化設施，街南邊則是一排主要的文化設施，如中大型劇院、音樂廳、戲曲中心、舞蹈戲劇學校、博物館等。以步行街的方式將眾多文化、商業設施組織起來，一方面與東部九龍老區銜接起來，另一方面在內部營造出更為悠閒、舒適的街區氣氛，這讓我想起紐約的百老匯劇院街區和倫敦的西區劇院街區。”

　　福斯特案既然名為“城市中的公園”，其更顯著的特徵是將大部分建築都緊湊地規劃到一個帶狀城區內，得以騰出一大半濱海基地，將之變為一個 19 公頃、內有 5000 棵樹的海濱公園。“這規劃上的一緊一松的招式─一邊與現有九龍老區相連的緊湊街區，另一邊是寬闊的海濱公園，立刻讓人聯想到為紐約增添無限活力的曼哈頓中央公園。”朱濤評價道。

　　“城市中的公園”第一棟地標建築是卵形歌劇院，福斯特將它放在基地的中央靠北地帶，恰好位於中央大街和海濱公園的交界處，使它既成為中央大街的東端結束點，又成為海濱公園西部起點。朱濤説：“福斯特的這一招，同時迎合了兩種歌劇院的定位傳統，一是歌劇院作為城市街區中的地標 ─如巴黎歌劇院，另一個是歌劇院作為城市開放空間中的地標─如悉尼歌劇院。這一箭雙雕的規劃手法，相當精到！”“城市種的公園”中規劃的博物館廣場

　　第二棟是環繞西區海底隧道口的U 形酒店及其延伸段的能源中心。福斯特充分利用該建築的線性特點，一邊利用它阻擋隧道口的交通噪音，另一邊為該酒店爭取到“無敵”景觀─海濱公園、維多利亞港和港島的景象。第三棟是規模最大的卵形大型表演場地+ 展覽中心，朱濤説這是一個遺憾：“從港島這邊向西九龍望去，我們將看到鬱鬱蔥蔥的海濱公園，而歌劇院和大型表演場地+ 展覽中心都將隱身在公園森林背後的兩個角落。這種做法當然很安全，誰會不喜歡看到一大片公園呢？但有沒有可能在西九龍文化區的海邊建一個歌劇院，如同悉尼歌劇院那樣，優雅而自信地向維多利亞港呈現出來。”

　　香港著名的公共藝術專家、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教授陳育強則認為，福斯特的文化公園方案是比較保守的選擇，因為它是以綠色來取悅廣大市民。這説明香港政府對於文化方面有一種戒心，因為這個文化區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沒人知道，如果失敗了，至少還能有一個公園。

　　在質疑中前行的“西九龍文化區”

　　從1997 年的初步設想，到西九龍項目的最後啟動，歷時四年。

　　2001 年西九龍項目開始啟動，港府主辦了一場規劃比賽。當時，由10 人組成的國際專家評審團在次年初從160 多個本地及海外參賽作品中，選出英國建築師諾曼?福斯特的流線型天幕設計作為優勝者。

　　當時，福斯特設計的地標是一個覆蓋大半個西九龍的巨型天幕，這種新穎的創意一時成為當時香港民眾矚目的焦點，褒貶不一。為了實現這個計劃，2002 年9 月，香港政府公佈西九龍文化區發展建議邀請書，決定以公開招標的方式選擇一家大財團來興建和運營西九龍文化區。不料此舉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民意調查顯示半數以上香港公民認為天幕計劃造價太高，且安全衛生皆不能讓人放心。

　　2003 年港府就西九龍項目正式展開公眾諮詢，強烈的爭議就此爆發。藝術界質疑西九隻想建造大型娛樂設施供外地藝團來港表演，對於本土的藝術發展和培育卻不夠關注。公眾和立法會議員，則質疑該計劃以單一招標形式，邀請財團來管理西九，令西九變成地産豪宅項目，其中更可能存在“利益輸送”成分。西九的規劃，由此上升至廉潔、管治能力、民主程序、民主程度的問題。在香港各界強烈質疑下，西九規劃于2006 年2 月被宣佈“推倒重來”。

　　2007 年，香港政府成立西九管理局，然而西九爭議依然不斷。直到2008 年7 月，西九龍文化區的爭論才被打破僵局，特區政府最終決定自己注資216 億港元重新啟動項目，並且設立西九龍文化管理局，負責項目管理和未來運營。同年12 月，新一輪西九規劃競標拉開帷幕。2009 年4 月7 日，香港媒體公佈了最後入圍的3 份方案。最終，福斯特的方案中標，香港政府將以其設計的“城市中的公園”作為基礎，輔以另兩份方案的長處，對西九龍文化區進行細緻規劃。

　　事實上，西九龍文化區項目背後的商業價值，一直都是反對者攻擊的關鍵。香港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多次批評西九龍文化區項目，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她表示：“我擔心的是，這個文化區説到底只是一個經濟發展計劃，到最後區裏面有很多住宅的、商業的建築物，變成一個地産項目，文化在裏面只是一個裝飾品。”

　　香港另一位反對“西九龍文化區”的知名文化人胡恩威也認同這種觀點。“這是一個設計騙局和規劃騙局，三個方案均有大量的綠化用地，但西九是文化區而不是公園。 一個平平無奇的綠化方案花了二億多設計費，不值得，政府目的是令西九土地在綠化後賣價更高, 成為西九豪宅區。”諾曼福斯特的總規劃藍圖“城市中的公園”中，行車道路和停車場都在地底下，地面留給行人

　　記者曾就西九龍文化區採訪香港政府政務司司長、西九龍文化區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彼時，這位港府二把手不得不親自披掛上陣，在街頭、地鐵站和社區，呼籲民眾對西九龍文化區項目的支持。提起在西九龍文化區項目遇到的種種挫折，唐英年曾感慨，“我們將遇到的困難，和過去這個項目剛被提出時遇到的困難一樣。我們希望公眾在項目建設中能有更多的機會參與進來，這必然導致我們將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對此，接受記者專訪的諾曼?福斯特則很樂觀：“我是個樂觀的人，我相信香港政府既然能夠創立這個項目，就一定會繼續推動它前進。但我認為最嚴峻的挑戰來自於香港人對這個新的文化中心的巨大期待。”

　　對話諾曼?福斯特“西九龍文化區表達了我的建築哲學”

普利茲克獎得主諾曼福斯特

　　B=《外灘畫報》

　　NF= 諾曼?福斯特

　　“這個點子是我自己一開始就想出來的”

　　B ：在西九龍文化區的設計競賽中，你們勝出，獲得西九龍文化區的最終設計權。你覺得勝在何處？

　　NF ：我們之所以獲勝，是因為大部分香港市民更喜歡我們的設計。我們曾仔細傾聽來自社區的聲音，有一些反復出現的聲音最終影響了我們的方案：世界級的設計、場地以及機會；尊重香港歷史和本地藝術團體的需求；創造一種文化融合，即將中國傳統節日與當代慶典相結合；吸引公眾和觀眾來參與；對所有市民都平易近人；環保的同時經濟上要可持續發展；一種強烈的身份認同等等。

　　B ：在你的方案中，你自己最喜歡哪部分？

　　NF ：每一部分！我們對於自己的作品被選為最後的方案非常高興，公眾對我們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對我們來説，公共空間是整個文化區中最關鍵的一部分。基本上，這裡容納了大約17 個重要的文化藝術設施，而我們喜歡把我們的公園稱做第十八個文化會場。公園將會是一個親民的、包容的空間，它就像藝術家、表演者甚至更多團體的靈感來源。同時，這裡也會成為許多重要建築項目的展示場所。

　　B ：“城市中的公園”的點子是怎麼被想出來的？是你個人的主意？

　　NF ：事實上，這個“城市中的公園”的主題來自於香港人自己。在公眾參與的討論中，我們不斷聽到市民要求有“自由的”公眾開放空間。“自由的”不僅僅指經濟層面，在這裡它指的是在任何時間它都能夠為所有人提供空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城市中的公園”提供了23 公頃的公共空間，即西九龍文化區內60% 的土地給公眾享受。不管你是否喜歡文化，你都會接受並喜愛香港的這個新公園。是的，這個點子是我自己一開始就想出來的。

　　B ：對於西九龍文化區來説，你是怎樣把文化融入這片土地中去的呢？

　　NF ：從廣義來講，這片土地是和文化聯絡在一起的，這裡的設施將惠及每一個人，表演舞臺將會為各種形式的藝術提供服務，包括中國文化、流行音樂會、歌劇以及視覺藝術等。從長遠來講，為了把文化融入這一地區，我們同樣規劃了藝術教育設施。這些都將挖掘和激勵本土的藝術氛圍，若干年後，所有的香港人都會受益。

　　B ：從世界範圍來看，西九龍文化區都屬於最頂尖的大規模建築項目。這和你之前的一些大型建築設計相比有什麼區別？有哪些新的突破？

　　NF ：這很難進行比較，每一個項目都有自己的特點。或許，這一次通過如此多的方面，如能源、密度、交通和樓宇等來綜合考慮設計，是一種整體性的設計方式。這種方式在我們很多優秀的可持續性環保作品中都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知道，西九龍文化區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碳中和文化區。由於香港氣候和文化的多樣性，我們從其他建築項目中吸取了很多經驗，西九龍文化區同樣沿襲了香港過去那種帶篷石柱廊、步行街、風涼綠地的傳統。而我們的設計同樣給接下來幾年內可能突飛猛進的環保可持續技術提供了彈性空間，允許它們到時候能夠被應用到西九龍文化區之內。

　　B ：儘管獲勝讓人喜悅，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在未來的幾個月甚至幾年中，你們可能還會遇到很多困難和挑戰？

　　NF ：從世界範圍來看，西九龍都是最先進、投資最巨大的文化創舉。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會經歷很多挑戰—從計劃、設計、施工、後勤到人力資源等。但我認為最嚴峻的挑戰來自於香港人對這個新的文化中心的巨大期待。我是個樂觀的人，我相信香港政府既然能夠創立這個項目，就一定會繼續推動它前進。

　　“西九龍文化區代表了我的建築哲學”

　　B ：這已經不是你第一次參加香港西九龍文化區設計項目的投標了，早在2003 年9 月，你就曾以名為“天幕”的規劃贏得了西九龍地區概念規劃比賽。這幾年來你的設計方案有沒有什麼變化？

　　NF ：這是一個充滿改進、傾聽和理解的過程。我們一方面認真汲取民眾的反饋，分析人們對文化區的不同需求，接著重新挑戰和質疑我們此前為文化區所做的一切設計。有一種説法就是，我們之前的設計被推倒重來，這激勵著我們重新開始提出更好的方案。

　　B ：你是一個來自西方的設計師，而西九龍文化區面向的是來自亞洲的觀眾，你如何在設計中讓中西文化元素達到某種平衡？

　　NF ：對我們來説，我們就是本地設計師，我們公司的香港分部規模僅次於倫敦的創始工作室。從我第一次來香港，又陸續在這裡工作，已經超過三十個年頭。除了這些個人經歷，我們團隊成員中也有香港人。此外，我們還做了許多實地調查研究。我們仔細研究了西九龍的上海街、蘭桂坊等地，計算了那裏的石柱廊、小巷、車道及林陰下的行人道比例。我們還通過數量統計和百分比來分析彌敦道的標識系統、商鋪門頭、車輛和行人的運行方式。然後，我們分析這些信息，尋找怎樣才能給城市人生活提供一種最熟悉和方便的規劃。香港的城市活力當然還包括那些狹窄而擁擠的行人道。我們同樣仔細分析了這些街道背後所存在的另一種生活。

　　B ：在建築設計界，你的作品常常會被拿去做融合優美外觀、高科技以及綠色環保的經典模型來供人們學習品評，這是一種“福斯特風格”？

　　NF ：我們從沒有一致的風格，但是我們秉承了一種持續的建築手法和哲學，以及嚴格的調查研究。每一件作品都有其特殊性，都有它獨特的意義，可持續性是我們設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實上，我們並非所謂“綠色行動”的追隨者，我們本身就是這一行動最早的倡導者。從1967 年開始，我們就一直在不斷尋找可替代能源和最環保的結構，在建築的每一個環節，我們都力圖做到最佳。

　　B ：在你心目中，哪一個作品最讓你滿意？

　　NF ：在過去數年中，我們的作品包羅萬象，從建築到城市，從傢具到各種器物，從遊艇到噴氣飛機。讓我只選擇一個，太難了。但是，西九龍文化區的設計完全體現了我們對環境問題的高度關注。在我們的所有作品中，作品使用者的需求，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都是我們設計的核心。西九龍文化區或許是最能表達我個人對基建與公共空間的重要性的代表作品，它代表了我的建築哲學。

　　B ：回顧你的求學經歷，我們發現你在英國曼徹斯特和美國耶魯大學都學習過建築。“英式”與“美式”風格對你自己的建築審美有哪些影響？

　　NF ：我在耶魯大學學習時，工作室的學習內容就清晰地分為兩部分，即英式和美式，而這是由於我的兩位碩士導師造成的。在英式教育方面，我們主要學習的是一些稍顯古老的建築。而美式教育更注重“行動”，美國導師保羅?魯道夫只有當我們拿著圖紙和模型去找他時，他才會和你談建築。而另外一位歐洲派的塞爾吉?切爾馬耶夫則更喜歡問“為什麼”—作品背後的哲學。我很幸運，能夠同時受到他們的影響，在研究和實際操作結合的學習中鍛鍊了我的能力。在耶魯的時光對日後的我有著很多方面的影響。保羅?魯道夫為工作室營造了一種充滿高度創造力、競爭精神的氣氛，同時他總是會邀請一系列批評家來鞭策我們。如今，這些東西都被我融入到由我領導的公司工作室的設計部門，而這個部門負責的就是：從設計之初就對所有作品進行不斷的檢驗以及把握方向。

　　(本文來源：外灘畫報作者： 文/劉旭陽 金慧瑜（實習） 圖/部分由Foster+ Partners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