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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皓:銀行改革勢在必行

發佈時間: 2012年11月23日 17:36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 央視網

專欄介紹

宏皓

宏皓

專欄作家

原名章強。著名金融學家﹑融資專家,北京交通大學客座教授、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金融智庫首席金融學家、政府、上市公司融資顧問,中經産業基金理事會秘書長。

央視網特約

改革開放20年給中國經濟帶來暖意融融的同時,造就了一塊拒絕融化的寒冷堅冰,那就是中國銀行業。中國銀行業已經走到了無法回避困難的境地:其一,中國銀行系統的資本金實際已很少。其二,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資産多,要對中國銀行業進行注資,並使其恢復續存能力是一件極其昂貴的事情。2007-2008年左右,是中國銀行業整個不良資産開始全面暴露並趨於峰值的敏感年份。

2003年開始實質性改革的中國銀行業,最近幾年來年來取得的成就正逐漸改寫全球銀行業版圖。而從大國經濟崛起的路徑來看,中國在實現了工業和製造大國這個目標之後,向産業和金融強國邁進,是中國整體經濟結構升級和提高國際經濟分工獲益程度的內生性要求。與美歐主要金融強國“高邊疆”的核心均在銀行體系類似,中國構築 “經濟高邊疆”的突破口也應落在銀行業身上。而從銀行業的發展情況與國際比較來看,以工行、建行、中行和農行等為代表的中國銀行業應該也可以充當中國構築 “經濟高邊疆”的先鋒隊。

只是應當看到,曾經因為“入世”而戰戰兢兢的中國銀行業,在渡過了一段時間的危險期之後,儘管在政府啟動的以上市倒逼自身改革的進程中,開始注意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加強制度文化建設,提高風險管理水平,並適時提升國際化經營能力。因而在衡量銀行業競爭力的資本充足率、資産利潤率、資本利潤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貸款率以及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等關鍵指標方面,四大國有銀行均有顯著改觀。但整體而言,實質性改革步驟並不多。而且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銀行業取得的不俗成績主要是在2003年至2007年的經濟黃金週期實現的;2007年以來,在美歐銀行業因受金融危機拖累而跌入歷史低谷的同時,中國銀行業卻由於較為保守的經營方式以及相關金融政策保護而免受危機的大規模衝擊;加上政府在2008年底啟動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使得中國經濟率先上岸;可以説,迄今為止,國內主要上市銀行的資産負債表尚未經歷過經濟不景氣週期的真正考驗。

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銀行業理應抓住歐美銀行體系式微的難得時間窗口,以提升國際競爭力為出發點,儘早在公司治理、業務創新和國際化能力建設方面拿出實質性改革舉措;並穩步提升對國內投資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回報和服務品質;進而以現有市場主體為基礎,培育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比肩跨國金融資本的種子選手。遺憾的是,國內銀行業在改制上市之後並沒有啟動太多實質性的內部改革。而是充分利用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遲滯,吃盡政策紅利,蛻變成超級“印鈔機”,造成國內銀行業普遍存在的利潤畸高局面,以至於有銀行行長公開承認,銀行業利潤太高了,不好意思公佈。

為什麼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這麼難?其一,通過國有銀行集中金融資源,以高度計劃化的方式進行配置至今無退潮的跡象,銀行資金被作為準財政資金使用的巨大慣性,使得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取向受掣;其二,當初國有銀行業改革的推進者,很大程度上就是現在需要被改革的對象,因此“羅素悖論”再度浮現:誰為理髮師來理髮?誰能企望國有銀行體制的最大收益者去觸動和推進可能弱化其權力和收益的改革?

一切水落石出了:如果不對中國銀行業進行改革,那麼所有的改革成果就會面臨驟然間被危機洗掠得面目全非的可能;不正視問題的姿態並不意味著問題可以不存在或者蒸發。就目前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而言,最緊迫者在三點:一是轉變以官本位為基礎的激勵約束機制,促使銀行內部黨政企分開,使銀行具備可能形成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土壤;二是吸收外部注資,這種外部注資既可以來源於民間也可來源於外資;三是強化內部風險管理機制,使得銀行的操作風險盡可能地降低。

其次,如果捉襟見肘的公共資金不能為銀行業改革提供維繫生存的注資,那麼至少不要堵死國有銀行自我拯救的一切可能。國有銀行應該考慮通過分拆上市、存轉股、存轉債來補充資本金。

還有,中國的基層金融正面臨嚴重的空洞化危機。工行從網點最多時的4.7萬個到如今只剩下2.8萬個分支機構,撤掉的網點達到近兩萬個。四大行撤並縣以下的網點留下的空白遠沒有彌補。四大國有銀行的“瘦身”和郵政儲蓄對基層的資金“虹吸”,都使得原本困頓不堪的基層金融更加困難。目前難堪的資金“失血”現象有沒有可解決的思路,這迫切需要民營銀行能夠進入政府的視野。

民營銀行的設立可以緩解農村基層的資金“失血症”。作為大型銀行的國有銀行天然地具有資金“虹吸效應”,即更多地注重將全國範圍內吸收的存款轉移到經濟發達地區使用,這使得本來急需資金的欠發達地區的資金通過大型銀行的分支機構網絡,被轉移到資金已經較為充裕的發達地區。資金空洞化需其他資金注入,以社區銀行為特色的中小銀行具有鮮明的“根植社區、服務社區”的特點,而中國若能制定《社區再投資法案》,鼓勵社區銀行資金取之於社區,用之於社區,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個問題。遺憾的是,對民營銀行能否在中國銀行業中生存,人們似乎仍然充滿疑慮,以為這樣的思路是可以回避的。

關於民營銀行能否設立存在諸多紛爭,第一種説法是,國有銀行的改革乃金融改革的主戰場,而發展民營銀行等等乃屬於顧左右而言它。第二種説法是,國有銀行體系需要手術,而發展民營銀行,有點像服用中藥。在有些人看來,銀行業向內資開放的主要形式是吸引民間資本對現有的中小銀行進行改造,這是手術;而從頭建立民營銀行見效太慢,只是一劑“中藥”。中國銀行體系存在的諸多問題“更需要的卻是一次手術”。第三種説法是,既然國有中小金融機構搞不好,民營銀行自然也搞不好,如若放開民營銀行準入限制,即使可以避免新生銀行再次成為“能人”們顯神通、玩關係、圈錢的“燙手山芋”,可杜絕一些鄉鎮地區新生銀行成為滋生黑惡勢力或利益集團、家族勢力把持、操縱的領地,也不敢保證不會重現“金融三亂”的局面。

種種紛爭提醒我們,如果現在沒有看好民營銀行的氣度,至少不應該缺乏20年前寬容民營企業存在那樣,寬容民營銀行存在的氣度;或者説,至少我們應該有讓民營銀行上演哪怕是自生自滅悲劇的氣度。

未來中國經濟的繁榮需要國有銀行頑強地活下去,用較之國有企業改革更為殫精竭慮的姿態考慮國有銀行的改革和出路,已不能回避;未來中國民營銀行作為草根金融的角色不能被先天地剝奪。

不客氣地説,中國銀行業迄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信貸文化,即貸款決策應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對貸款風險的分析評估上,不能僅靠銀行與貸款人的關係或政府的政策。而原先極為擔心銀行面臨開放風險的政府,亦在某種意義上成為銀行經營風險的植根者。眾所週知,儘管上市被普遍認為是四大國有銀行在過渡期內增強競爭力的最優安排,但上市本身不是救命稻草。如果中國銀行業不在體制上加大改革力度,冀望通過上市畢其功於一役,實際上是要激勵了壞的銀行,會産生道德風險,因為這種銀行本身不大可能創造太高的價值。

中國銀行業經過了20多年的風風雨雨,已經到了不能靠虛與委蛇的小修小補就能迎來明天的時刻,中國銀行業的改革,直接牽係到中國經濟能否享有長久的繁榮。我們要突破前人,後人也必然會突破我們。這是社會前進的必然規律,未來中國的銀行業,也勢必應該突破現有銀行業的種種雷區。

在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成為頭等大事的情況下,志在打造世界級銀行體系的中國銀行家們,切莫以短期行為替代理性經營,理應以提升國際競爭力為出發點,畫出契合中國銀行業發展的清晰路線圖;否則,一旦美歐同行恢複元氣,運氣恐怕再難眷顧中國銀行業了。

(本文論述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轉載請註明作者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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