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王之業,而後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清】曾國藩:《家書一·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19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39頁。]
讀書立志,須從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清】曾國藩:《日記一·道光二十年潤三月》,《曾國藩全集》第16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76頁。]
由於曾國藩所確立的人生目標十分高遠,故而常常不可掩飾地表現出一種豪邁、氣盛的狂者氣象。他十分推崇那種“秉剛直之性”的人格精神,他認為,既然確立了“民胞物與之量”的偉大志向,確立了“內聖外王之業”的雄偉抱負,就必須要有“自立自強”以及剛毅、強橫的進取之心和狂者之志去實現。所以,他反復強調:
自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837頁。]
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為本。[【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978頁。]
由於曾國藩對“自強”、“明強”的強調,推崇一種“倔強之氣”的豪傑精神,並且一生均“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這樣,在曾國藩的精神氣質中,就具有了志向高遠、頑強進取的狂者精神。他率先倡導洋務運動,創辦近代軍工企業、派出留學生赴美國學習等行為,均表現出他特立獨行、自拔流俗的狂者精神。同樣,他作為“狂者”的君子人格也是從事上磨煉而來。
為了説明曾國藩的狂狷型君子人格是從事上磨煉而來,我們進一步考察他如何將狷者氣質與狂者精神結合起來。事實上,許多人均看到了曾國藩的狂狷型精神氣質的特點,曾國藩也表達了對自己這種狂狷特質的描述。他一方面要求自己、家人、部下養成一種狷者的“謙退”而不為的氣質,另一方面又鼓勵自己、家人、部下努力擁有狂者的“強矯”與進取精神,那麼,這兩種精神氣質是否有矛盾呢?曾國藩十分善於將狂、狷的形式與內容分別開來,他提出:
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837-838頁。]
“進取”、“強矯”是狂者的心理氣質的形式特徵,而“無為”、“謙退”則是狷者的心理氣質的形式特徵,如果二者分別而對不同的目標和內容,那麼狂、狷的態度就均是合理的。事實上,曾國藩所肯定的狷者氣質,主要是針對個人名利而言的,他所提出的謙謹、堅忍、恬談,以及各種內省修煉,均是要求在個人面對毀譽、得失的名利關頭要取狷者態度,而在面對家國大業、人格理想時,則要具有明強、剛毅、獨立不懼的狂者精神。
另外,曾國藩的狂狷型人格,亦體現在心理氣質的形式方面。一般而言,狂者型的氣質特徵往往體現為倔強、倨傲、偏激,同時具有外向的特點;而狷者型的氣質特徵則往往表現為柔弱、謙和、淡泊,同時具有內向的特點,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氣質心理及形式特徵。我們所説的曾國藩具有狂狷型人格,亦是從其氣質類型與心理形式而言的。我們在曾國藩的日記、書信中,屢屢發現他對自己的性格氣質有一些論説與評價,包括“天性褊激”、“本性倔強”、“性素倔直”之類的説法,可見,就曾國藩的“本性”或“天性”而言,他更傾向發展出一個狂者氣質的類型,那為什麼他的同僚和後人大多認為他是一個“狷者”的人格類型呢?這種狷者的人格,形象主要是他後天養成和塑造的。由於曾國藩身處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也由於他深受理學內省文化的熏陶,從而使他學會以狷者的態度去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完成重大的人生事業。曾國藩自己反復講到自己在面對各種複雜情境時的修身體驗,他説:
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囂訟。靜中默省愆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乎此二者。[【清】曾國藩:《家書一·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19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376頁。]
余自經咸豐八年一番磨煉,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強,不免客氣用事。近歲思于畏慎二字之中養出一種剛氣來,惜或作或輟,均做不到。[【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1037頁。]
我們看到,曾國藩的氣質本屬執拗、倔強的狂者類型,但是,由於他能夠在複雜、顛沛的政治生活歷經磨煉,特別是他掌握了理學的心性修煉、反省內求的修身工夫,故而能夠養成克已、畏慎、謙和、平淡的狷者氣質。就是説,他在處理同一種事情時,會同時體現出狷者與狂者的雙重氣質特徵。譬如,在同治元年九月,湘軍在與太平軍激戰並處於非常艱難之時,湘軍不僅是軍事上遭到太平軍的猛烈攻擊而處危機之中,又因急缺糧餉而士氣低落。在這種內外交困之時,江南巡撫沈葆楨竟因本位的考慮而截留了本應給湘軍的糧餉,這對湘軍而言確是雪上加霜。曾國藩本是一個具有剛倔、強悍氣質的人,他很難容忍這件事情,但他在《日記》中描述了自己狂狷合一的複雜態度:
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清】曾國藩:《日記二·同治元年九月》,《曾國藩全集》第17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808頁。]
曾國藩在極為忿恚時,卻通過自我反省而採用了“動心忍性、委曲求全”的態度,這無疑是狷者的精神氣質。但是,曾國藩又將這種“動心忍性、委曲求全”視為一種藉以“磨礪我之德性”的積極進取機會,這恰恰是倔強、進取的狂者精神的充分表現。曾國藩的這一狂狷氣質,特別鮮明地體現在他的“咬牙立志之訣”中:
困心橫慮,正是磨煉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嘗謂余慪氣從不説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訣,不料被申夫看破。[【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1309頁。]
曾國藩奉行“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的格言,既是一種“一味忍耐”而“有所不為”的狷者氣質,更是一種“咬牙立志”而積極進取的狂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