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 參會學者：朱漢民

文化藝術 來源：央視網 2017年11月08日 10:5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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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漢民

朱漢民，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書院學會會長。

曾國藩：事上磨煉的狂狷君子

——朱漢民

        在中國文化歷史上，將“狂”與“狷”並舉而説明兩種人格類型應始於孔子。《論語·子路》記載：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七》，中華書局，2008年，第147頁。]

        孔子所説的狂、狷，主要是指一種文化人格、精神氣質，他認為人在依道而行的過程中，會有幾種不同類型的精神氣質或人格特質。首先是持中道的“中行”者，這是理想人格類型，但踐行中道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連孔子自己也稱“不得中行而與之”。所以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狂者”和“狷者”。狂者能夠積極進取追求道，敢做敢為，只是表現得過於激進、張揚；狷者不如狂者積極進取，而是有些消極本份，保守無為，故而表現出一種柔和、恬淡的人生態度。孔子在“不得中行”的情況下，對狂者、狷者的精神氣質表示肯定。其實，除了上述的中行、狂者、狷者、鄉願四種類型外，還有一種“狂狷”者。所謂“狂狷”者，就是指那種既有狂者的進取、剛強的一面，又有狷者退守、淡泊的一面。一些儒者在評價孔子的學生曾點時，曾肯定他這就是這種“狂狷者”：“志大而有所不為之，狂狷者也。豈在狂肆之狂？”狂狷型人格具有狂者的志向遠大、積極進取的特點，同時又體現出有所不為、退守恬畏的特點。

        應該説，無論是“狂者”、“狷者”，還是“狂狷者”，均是孔子肯定的一種君子人格，這一種人格並不是天生的，恰恰是通過知行合一的事上磨煉而來。這裡，我們要探討一位與王陽明一樣作出“三不朽”事業的曾國藩為例，來考察其狂狷型人格與事上磨煉的關係。

        湘軍是“士人領山農”而建立的具有地域色彩的軍隊，湘軍的將領均是士大夫、士紳構成，這些飽讀儒家詩書的讀書人能夠帶兵打仗，在烽火的戰場上奮勇廝殺，亦表現出他們的狂狷型的精神氣質。其實，晚清湖湘士人的狂狷氣質，並不完全是一種自然稟賦，而主要是堅守儒家的道德理念而堅持從事上磨煉而來。湘軍的核心人物曾國藩，是一位精神氣質十分鮮明的狂狷型人格。

       曾國藩是一個純粹是文人出身的士大夫，他的人生道路本來是儒家士大夫的通常模式，即由學校讀書到科舉考試，歷經秀才、舉人、進士的門檻後，授以官職。就在曾國藩的仕途一路順風時，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了，而曾國藩則意外步入了一場統領湘軍、帶兵打仗的人生道路，最終被人冠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業之人。曾國藩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他那種狂狷型的精神氣質。曾國藩的文化性格十分複雜，許多相反的精神氣質在他身上均有鮮明的體現。其實，他的狂狷君子人格完全是從事上磨煉而來。

      首先看其狷者人格特質的一面。在曾國藩身邊的同僚、同學等人看來，以及後來的人們評價來看，曾國藩無疑表現出儒家傳統認可的“狷者”形象，湘軍將領郭嵩燾在其日記中寫道：

      盡古今人才，只有狂狷兩途。曾文正公（國藩），狷者類也。吾輩守之，仕不必求進，祿不必求豐，茍得行其志焉斯可矣。萬鐘之祿，不以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終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筆耨，取給一身而無所歉。[【清】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1頁。]

      郭嵩燾認為曾國藩是狷者型人格，有著非常鮮明的“狷者”特質。郭嵩燾的説法確有一定道理。對於儒家士大夫來説，所謂狷者總是體現出性情淡泊、言語謙謹、舉止收斂、有所不為的一系列特徵，郭嵩燾所説的“狷者”正是如此。儘管曾國藩位高權重，但是人們會發現他時時刻刻保持著對言語過高、行為無羈、膽大妄為的狂傲者的不滿，並且處處表現出對性情平和、謙謹收斂、恬談無為的狷者的欣賞。在曾國藩獲得位高權重的地位後，他對狂傲之氣更是表現出特別的警惕，他反復告誡家人：

      古來言兇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囂訟。……凡傲之淩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淩之者矣，有以面色淩之者矣。……只因傲之一字，百無一成，故諄諄教諸弟以為戒也。[【清】曾國藩：《家書一·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19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376頁。]

      今吾謹述此語告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為第一義。[【清】曾國藩：《家書一·致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19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588頁。]

      曾國藩對傲人淩物的狂者之態十分警惕，同時亦堅決反對説大話、務虛名的狂態，他總是反復對親人、下屬提出“實”的要求：

      實者，不説大話，不好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清】曾國藩：《日記一·咸豐十年九月卄四日 》，《曾國藩全集》第 16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539頁。]

       曾國藩以此“實”要求自己、親人、僚屬，充分體現出他對狂傲的警誡，這正是一種狷者的人生態度。事實上，曾國藩在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種種人生哲學、人格修煉方面，包括謙謹、敬恕、堅忍、厚道、安詳、平實、靜一、恬淡等等，均是其狷者人生態度的體現。譬如，謙謹的態度是為了防止狂傲，所以曾國藩提出：“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清】曾國藩：《家書一·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19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628頁。]在曾國藩的人格修煉要求中，謙謹佔有重要地位，這是其狷者人格特質的集中體現，故而龍夢生為《曾文正公學案》作序説：“惟其謙謹也，故嘗以事理無盡，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則小心翼翼，無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則兢兢業業，恐一事之或忽。”[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文豐出版公司，1975年，第193頁。]曾國藩的謙謹習性，是他長期人格修煉的結果。他在研習理學時，就受當時的理學家唐鑒等人內省修身的影響，每天通過日記的形式自我反省。他從日常生活的小事入手，甚至對每一種思想念頭均不放過。這種通過日記對自己嚴格反省的例子在這一時期到處都是。譬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記中記載：“燈後，何子貞來，急欲談詩，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恃，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復得為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是以欺世盜名為已矣。謹記於此，使良友皆知吾症根所在。”[【清】曾國藩：《日記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115-116頁。]“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聞言尚怦然欲動，真可謂下流矣！” [【清】曾國藩：《日記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116頁。]他對自己的一切言行要求是何等的苛刻嚴厲！這對他狷者人格的形成確是起了很大作用。曾國藩對自己的利欲之心的反省與遏制，並由此走向淡泊、無為的狷者人生態度。他認為“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他解釋説：“‘清’字曰名利兩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茍，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清】曾國藩：《日記二·同治元年九月》，《曾國藩全集》，第17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802頁。]曾國藩這種“恬淡安泊，無他妄念”的人生態度，正深刻反映出他精神氣質中作為“狷者”的一面。顯然，他作為“狷者”的君子人格完全是從事上磨煉而來。

       但是，我們還可以看到曾國藩所具有的狂者的人格特質。儘管曾國藩會在公眾眼裏留下狷者的鮮明形象，但並不能掩飾其狂者的精神氣質。我們知道，狂者的精神氣質一般會體現其志向高遠、意志強橫、衝破流俗等各個方面，而曾國藩在這些方面表現出其鮮明的狂者人格特質。龍夢孫在談到曾國藩的精神氣質時，固然肯定了其“謙虛”的狷者氣，同時也強調其“強毅”的狂者精神。他説：“惟其強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獨行，自拔流俗；雖極人世艱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雖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奪其志，真者必信，不信，而不為古人所欺。”[ 何貽焜：《曾國藩評傳》，文豐出版公司，1975年，第193頁。]應該説，前面所述曾國藩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謙謹、敬恕、淡泊的狷者態度，他之所以嚴於律已以至達到苛刻的地步，恰恰是因為他具有極高的志向與宏大的抱負。他這樣表達自己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