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致良知”與正確的權力觀
人類進入20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家們提出了一個更為形而上的哲學拷問:在現代社會中,道德理想主義和道德現實主義哪一個更加合理?有助於我們問答這一思考的,不是別的,恰恰是陽明心學關於道德自律的第三個理由,這就是“致良知”。王陽明從“百死千難”中體悟出“致良知”,從此以後就把它作為自己學問體系的宗旨反復地加以論説。在他的心目中,“致良知”既是“知行合一”説的深化,又是對“破心中賊”的大徹大悟。在晚年王陽明系統闡發了“致良知”的學説,他認為知行本體是一個,即良知良能;知行的途徑與方法也只是一個,他主張“知行工夫本不可離”,而這一工夫也就是他的“致良知”。所謂“良知”,實際上就是人內心潛伏的道德意識。孟子曾説:“人之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從“性善論”出發,認定人的本性包含有仁、義、禮、智等“善端”,而這種美德就是天賦的“良知”、“良能”的表現。王陽明強調“良知者,心之本體”,他之所以把“良知”與“吾心”等同起來,為的是激起當時人們特別是上層人物內心的道德情感,提高其維護封建道德的自覺性,以克服道學所造成的“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自私自利之實”的禍害。而“致良知”的修養方法,則包括“體認良知”和“實現良知”兩個方面。“體認良知”是指人本身的身心修養,包括“正心”、“頓悟”、“克己”等心上功夫,使先天固有的“良知本體”得以復明。“實現良知”,實際上是道德修養見之於行動的問題,也是修養的目的所在。陽明心學強調,人們發揮主體道德意識的能動性,正心誠意致良知,破除“心中賊”。他的“人胸中各有個聖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則論證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美德倫理上,習近平同志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倫理觀。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領導幹部不論在什麼崗位,都只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都要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行使權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眾滿意作為行使權力的根本標準,做到公道用人、公正處事。這裡,他強調共産黨人的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他強調指出,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當幹部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當幹部。要發財可以合法發財,自己經營,靠勤勞致富、靠能力致富、靠智慧致富,光明正大、理直氣壯,這麼幹不是很好嗎?為什麼要在為黨和人民服務的崗位上戴著假面具去幹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把這些事情想清楚了,幹事自然有底線,自然有高度,自然不會做那些充滿了誘惑、可能掉入陷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這就是共産黨人在廉潔自律上的思想防線和精神長城。
今天,強調共産黨人尤其是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必須注重“嚴於修身”、“嚴於律己”,其對於反腐倡廉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啟發他們內心道德的自律和自主。只有真正成為自己內心道德的“立法者”和主宰,才能在行使公權力的實踐中,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做到一身正氣,勵精圖治,無私奉獻,從而取信於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